俄国君主立宪改革为什么走向失败

蕭建生

人类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君主统治历史悠久的大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实行君主立宪改革都是比较成功的政治选择，例如英国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制度，其结果都是不太成功，或者说是失败的选择，如法国、德国、印度、埃及等等国家，都是证明。世界上只有美国实行共和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没有君主专制历史，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这种模式是很难复制和借鉴的。

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以日本胜利，俄国失败结束。这场战争当时被人们当作君主立宪政体战胜君主专制政体的铁证，因而导致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中国和俄国，同时开始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应该说，这是顺应历史潮流，也符合国情的政治选择。然而很不幸的是，中俄两国的君主立宪改革最终都走向失败。关于中国的君主立宪改革，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不多说。本文主要是探讨俄国君主立宪改革失败的原因，这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很少涉及到的问题，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正是俄国君主立宪改革的失败，才导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人类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历史教训后人必须认真总结。

俄国君主立宪改革失败的重要背景：俄国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

了解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俄国是一个以东正教（也是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东欧国家。自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定为国教之后，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前，在这900多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一直是俄国的国教。据前苏联格列库洛夫在《教会、专制制度、人民》一书中的记录，沙皇时代的俄国，从沙皇到农民，72.63%的俄罗斯人都是东正教信徒（转引自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可见，东正教是沙皇俄国强大的精神支柱，占据绝对的主流文化地位。而且，作为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的最强大的东欧基督教国家，俄国被东正教会正式承认为第三罗马帝国和东正教中心。1562年，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瑟夫二世发表《公会文告》，正式承认伊凡四世为普世东正教沙皇和国君。长期以来，俄国一直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自沙皇伊凡四世开始，俄国一直以第三罗马帝国自称，具有强烈的向世界传播东正教的天命意识和弥赛亚情结。

按理说，在俄国这样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应该像罗马天主教会对西欧各国世俗王权进行有效地制约那样，阻止俄国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或者像英国、荷兰等国的基督教会一样，推动俄国完成君主立宪改革。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预料，俄国的东正教会不仅没有发挥制约皇权的作用，反而走向了官方化、世俗化的道路，结果既没有能够阻止俄国强化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更没有推动君主立宪改革的成功，而且最终还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

那么，这一历史的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俄国的东正教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些问题确实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俄国自建国开始，就实行的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其后虽分分合合，并一度遭到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但强化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趋势没有改变。到了伊凡四世时期，沙皇专制的、政教合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就比较完善了。各级官员由中央委派，财政税赋由中央统管，军队是皇家军队，其一元化的官僚政体与中国相比，除了没有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之外，其它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是西欧那样的分封制国家，而是由上而下统治的专制社会，不是地方自治的封建社会。虽然当时俄国有很多王公、贵族、大地主和高级僧侣，但他们都是依附于沙皇，服从沙皇的命令，本身并没有抗衡沙皇统治的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则长期维持着带有某种集体性质的村社制度，也称之为农村公社，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基层政权。

在这种一元化的官僚政体之下，东正教尽管表面上是俄国的国教，但因为没有分封制之下的地方诸侯存在，没有地方诸侯对教会的支持，因此教会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没有形成地方诸侯与中央、教权与皇权相互分立与制衡的二元政治体制。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罗马天主教皇和天主教会在地方诸侯的支持下，可以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制衡王权的地位完全不同。既不能对沙皇政权进行有效制约，也没有发生宗教改革，更没有像西欧社会那样，产生以教区自治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城市和自由的市民社会。因此，俄国不可能形成多极化的政治力量，不能打破长期存在的近似于农奴制的农村公社的社会结构，不能打破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

这种政教合一的一元化专制政体，使东正教会在沙皇绝对控制之下，一直是由沙皇世俗政权严格控制和打压的官方宗教。东正教在俄国的处境，跟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处境一样，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成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教会为专制的沙皇歌功颂德，欺骗教民，因而没有发生宗教改革和民主宪政启蒙运动，没有现代文明思想萌芽。

为了改变这种政教合一局面，到了1652年，尼康担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期间，就启动了宗教改革，企图对沙皇的专制权力进行制约，但没有成功。尼康本人被沙皇阿列克塞撤销了大牧首职务，并规定教会必须服从沙皇的命令。

特别是彼得一世（1672-1725年）改革之后，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空前强化。尽管彼得一世时期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俄国工商业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发展，但却导致了俄国东正教衰落以及彻底地官方化和世俗化。彼得一世规定自己不仅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俄罗斯东正教实际上的大牧首。政权、神权集于一身。同时还将俄国东正教会由以教规为基础的自治管理体制，转变为受世俗官僚监控的政府机构形式。在圣主教公会中，高级主教们成为世俗官员摆布的傀儡。神职人员成为了政府公职人员，教会成了国家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其宗教道德功能退化。布道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不再是向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和基督之爱，而是宣传皇帝的政策法令。神父和主教们用圣经的语言来赞美沙皇，阿谀奉承皇帝的权威，以沙皇为神。这样一来，教会不仅没有成为抗衡沙皇专制的力量，反而成了俄国沙皇专制的帮凶。这种政教合一体制，是俄国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长期延续的有力保障。为了防止有人产生反抗皇权的思想，彼得一世1722年下令废除东正教教会规定的忏悔保密制度，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在得知忏悔者存在图谋“叛变和弑君”的想法时，必须立即密报政府。神父充当了政府密探的角色（参见戴桂菊著：《俄国东正教会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二世退位，王朝覆灭，俄国政教合一的局面始终没有打破。尽管西欧宗教改革已经改变了西欧社会面貌，英国君主立宪和美国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但俄国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压迫之下，东正教依然没有任何作为。虽然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宣布进行君主立宪改革，颁布了《宗教自由法》，东正教会在1906年3月至12月，连续召开了9个月的东正教地方公会预备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废除政府监理制，恢复大牧首制，实现政教分立，摆脱沙皇控制而实现独立，但由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教会依然作为沙皇政府的一个部门存在，没有形成政教分立与制衡局面。东正教还是处在沙皇的掌控之下，对沙皇的权力不能进行有效制约。在俄国由专制社会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基本上处于社会边缘化状态。从表面上看，沙皇俄国是一个宗教国家，但由于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其实沙皇俄国只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国家。

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没有成为推动君主立宪改革的权威力量

在俄国这样一个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实行立宪改革，从一开始就陷于困境。这是因为中央集权，没有地方自治，没有政教分立，尼古拉二世1905年的宪政改革，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既要沙皇放弃权力，才能走向宪政，同时又要沙皇具有实际权力，作为改革的权威存在，才能避免社会陷于动乱。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显然，如果没有教会作为权威的介入，立宪改革就会陷于无法解开的死结。所以当时教会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制衡各种政治势力的权威，是防止社会动乱，深化宪政改革的关键。

但是由于东正教彻底地官方化和世俗化，使俄国东正教会没有成为独立于世俗政治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不能发挥其第三者裁判功能，最终在1905年开始的俄国宪政改革之中无所作为，没有成为制衡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社会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稳定社会秩序，推进宪政改革的权威力量。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恶化，在自由党、立宪派以及革命党的煽动和组织下，停泊在敖德萨的“金将军号”水兵暴动，工人罢工运动也风起云涌，全国性革命爆发，动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尼古拉二世被迫接受了主张政治改革的大臣维特的建议，于1905年10月17日发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又称《十月十七日宣言》），宣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这是俄国由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一元化政治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性进步。

无独有偶，这一年，中国满清朝廷也因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开始了君主立宪改革。然而，中俄两国最终都没有取得君主立宪改革的成功。追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英国君主立宪成功的经验相比，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中俄两国君主立宪改革，是在革命党和民众革命浪潮推动下，由君主主动发起的，而不是像英国那样，是由教会和地方诸侯联合发起革命推动的。其改革的性质根本不同。君主主动发起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让步，让出一小部分权力，以缓和社会矛盾，并不是真心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政体）。而由地方诸侯和教会联合发起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实现虚君立宪政治。整个运作，都是在教会和地方诸侯联合主导下进行的，而不是在君主的主导下进行的。君主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接受的。无论是《自由大宪章》的签订，还是国会通过《权利法案》，都是由教会和地方诸侯主导下实现的，君主只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英国君主立宪改革成功的关键。而中俄两国都没有这种制衡君主的力量存在，因而君主立宪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与日本君主立宪改革的经验相比，中俄两国也完全不同。因为日本当时是一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并不是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社会，权力掌握在幕府手里。执政的幕府与作为统治象征（天照大神）的天皇，形成了政教分立的二元政治体制。天皇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因此改革派打出“尊王攘夷、还政天皇”的旗号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君主立宪改革需要第三者权威力量的参与，无论是英国的教会还是日本的天皇，都是具有权威性的。而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国会立宪派在组阁、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发生剧烈冲突时，教会完全没有能力加以控制。这是俄国君主立宪失败，最终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当时有独立的教会存在，在地方诸侯支持下，能够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教会就能有效地控制议会的活动，与沙皇达成政治上的妥协，以推动和完成立宪改革。可惜当时作为国教的东正教，由于其教会的官方化和世俗化地位，完全没有任何权威，对坚持宪政改革、平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暴民政治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一点，与英国光荣革命主要由教会主导，而最终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根本不同，而与法国大革命前天主教会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因为法国当时也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国家。

特别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东正教会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阻止暴民政治蔓延和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推动虚君立宪的实现，以致俄国陷于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而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

191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为转移社会矛盾和对外扩张，错误地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先后投入1500多万军人参与战争，主要都是乡村的农民，造成了350多万人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耗尽国力。由斯托雷平1906年开始主导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被断送。全国农业生产荒废，物资供应匮乏，物价暴涨，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暴民政治兴起。各党派乘机煽动革命，而把革命的矛头直接对准沙皇本人，引爆了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

其实二月革命是突然发生的，事先并没有经过革命党策划和组织。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是三八妇女节，彼得格勒的家庭主妇们上街购买食品。由于食物涨价和面包短缺，引起家庭主妇们不满，而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没想到当天就有近十万逃兵、工人和市民加入。随后几天，游行人数迅速扩大到50多万人。随后在革命党煽动和操纵之下，军队、警察叛变支持革命。几十万逃兵、工人和市民抢夺枪支，武力暴动，致使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尼古拉二世下令前方军队撤回彼得格勒镇压革命，但在中途遭到起义军队阻拦，前进不了。而暴动的军队和民众在各党派组织之下，推翻了沙皇的内阁政府，逮捕了内阁大臣。沙皇此时已无力回天，不得不于3月15日宣布退位。虽然当时的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希望保留沙皇，实行君主立宪，但立宪派没有能力平息革命，控制不了混乱局面，而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也出于对政治的绝望，决意退位。他把皇位让给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但他的弟弟米哈伊尔也不愿意继承皇位，罗曼诺夫王朝于是覆灭。

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以后，国家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当时由谁来填补最高权力的真空，是俄国走向稳定，实现宪政民主的关键。虽然当时俄国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但这个临时政府并没有完全控制当时俄国的政治局势。俄国出现了空前开放也空前混乱的局面。如果当时教会是独立的权威力量，暂时填补最高权力的真空，制衡各党派政治势力，出面稳定社会，主持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举办选举，达成宪政游戏规则，那么，俄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还是有希望的。当时临时共和政府颁布了《宗教自由法》，东正教会也实现了独立，并于1917年10月下旬召开了主教大会，选举莫斯科都主教吉洪为大牧首，规定所有教徒不能违背教规，参与政党活动，否则一律革除教籍，想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但几百年造成的教会官方形象，不可能一夕之间加以改变，其号召力是很有限的。而且此时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只有10天的时间，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

在这个改变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东正教会完全无所作为。既不能作为第三种社会力量，在革命爆发之前强迫沙皇尼古拉二世果断宣布终止战争，撤回前线军队，平抑物价，救济贫民，也不能阻止沙皇下令军队、警察开枪镇压平民，激化矛盾。更为严重的是，教会不能控制群众情绪，阻止暴民政治蔓延，阻止暴动的部队逮捕内阁大臣推翻政府，并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将这场革命转化为推动虚君立宪政治改革的动力。结果，活生生地看着沙皇退位，君主立宪彻底失败。

历史没有给东正教以主导君主立宪的机会，这是俄国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皇帝专制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大国，在没有地方诸侯和基督教会的制约下，能够取得宪政改革的成功，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法国没有，德国没有，中国没有，俄国也同样没有。

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没有为俄国文明的转型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石

现代文明是奠基在基督教信仰和道德基础上的。但俄国东正教会的官方化和世俗化，导致东正教蜕化变质，不仅没有培养起俄国人良好的道德观念，反而彻底摧毁了俄国民众对上帝的信仰和道德观念，俄国因此成为了道德的废墟，没有为俄国奠定宪政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石，没有在俄国形成向宪政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社会基础。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俄国之所以走向暴政，是因为俄国人忘记了神。

当时教会上层充斥着腐败和专制，下层神父只是把教职作为谋生的职业，从政府领取微薄的工资，自私和愚昧。很多神父甚至不读圣经。这不可避免引起俄国人对教会和对基督教的抛弃。虽然绝大多数俄国人都是东正教徒，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其实多数人内心根本没有基督教信仰。俄国人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对天堂和灵魂永生的盼望，也没有对罪的忏悔，对灵魂下地狱的恐惧，无法产生道德自我完善的力量，因而不具备走向现代文明的道德人格。

这一点，从当时参与君主立宪改革的立宪派和自由派政治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历史证明，任何成功的政治改革，都需要革命来推动。但革命是有限度的政治革命，是以实现宪政改革为目的，而不是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社会大革命。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战败后爆发了革命，迫使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诏书，启动了君主立宪改革，解除报禁，解除党禁，宗教信仰、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实行地方自治，成立国家杜马（国会），实行多党制和民选国会议员。当时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之后通过全国大选，于1906年4月27日组成了立宪民主党占多数议席的第一届杜马（国会下院），另由沙皇任命的官员组成国务会议（国会上院）。只要组成大臣会议（内阁），即政府，加上司法独立，那么，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治就在帝国正式确立并运行。

尽管当时国家杜马还没有获得西方议会那样的全面的立法权，但却获得了对沙皇政府的立法的否决权。此后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任何法律不得生效，因而出现了沙皇、国务会议和杜马共同立法的局面。沙皇的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俄国虽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虚君立宪制，但终究在俄国开启了多党制、代议制、司法独立的历史发展进程。

很显然，这是俄国历史上具有真正进步意义的改革，使俄国开始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毫无疑问，这场革命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如果当时的立宪派和自由派珍惜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推动君主立宪改革，与沙皇达成政治上的妥协，那么，俄国的宪政改革就会顺利得到推行，而不可能发生1917年的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更不会发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然而很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

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立宪派和自由派人士缺乏政治道德所致。宪政民主是妥协的产物。没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妥协与谅解，要建立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即使建立了制度，也很难顺利运转。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政治上的妥协呢？这就需要有基督教的信仰。就像杨小凯在《基督教与宪政》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按照耶稣爱人如己的要求，信仰基督教并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就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必须考虑到竞争对手，甚至敌人的利益，要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才能使制定的游戏规则公平。这个怎么才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下地狱的恐惧。你怎样才会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然而很不幸的是，当时俄国的立宪派和自由派人士，尽管有些人是东正教徒，但都没有牢固的基督教信仰，没有良好的政治道德。他们没有爱人如己的想法，不愿意为竞争对手着想，不愿意在政治上与沙皇达成妥协。他们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一心考虑的只是自己权力的最大化，而不是游戏规则的公平。

例如，按照政党政治原则，大臣会议（内阁）要由杜马中占多数议席的党派组成。但在1906年杜马选举中取胜的立宪民主党只占34.1%，没有过半，不能单独组织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大臣会议主席（内阁总理）维特主张立宪民主党和各党派、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以解决政府组阁危机。但在组阁人选上，维特根据社会稳定和专业的需要，提议由原来的警察总长担任内务部长。但他提议的内务部长人选与各党派发生分歧。尽管维持一再与自由派议员谈判，但无论他怎样努力，以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为首的自由派都坚决不接受维特的意见，拒绝加入内阁，拒绝妥协，以致组阁流产。此外在土地分配的立法上，杜马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各党派也顽固坚持激进主义主张，在沙皇的通报批评下也不肯退让半步，还公开发布《告人民书》，反对沙皇。而革命党人，则继续煽动以推翻沙皇统治为目的的暴力革命。托洛斯基在1905年10月18日，也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立宪宣言》的第二天，当着上万群众的面，将《立宪宣言》撕得粉碎抛向空中，号召群众用炸弹回应沙皇的改革。当时主持宪政改革的内阁总理大臣维特感叹：1905年“大多数的俄国人似乎已经疯了。”（见托洛斯基著：《我的生活——托洛斯基自传》，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面对组阁失败、宪政改革无法推进的局面，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已免去维特内阁总理职务，下令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从1906年4月27日开幕到7月8日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仅仅存在72天就夭折了。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从1907年2月20日开幕到6月2日被解散，也只存在了3个多月时间。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虽然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但由于在沙皇专制之下，并没有发挥其议会政治的作用。由维特推动的本来大有希望的宪政改革，就在各派政治势力没有任何理性和妥协的气氛中被断送了。维特事后在回忆录中感叹，在一个不知道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更为严重的是，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由于没有政治妥协和保护弱者及失败者的政治道德和理念，使这场革命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君主立宪的动力，反而成为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结束君主立宪改革，导致政治混乱的一场噩梦。如果当时各派政治势力，能有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而把二月革命限制在政治革命，即以维护沙皇的政治权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革命范围，而不是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那么，俄国就不会陷于政治上的无序和混乱。各派政治势力在维护沙皇君主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协商和政治妥协，构建一个由国会、内阁和法院三权分立以及地方自治的良好的联邦政治体制。然而，由于各派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缺乏基督教信仰和政治道德、政治智慧，以致使俄国的二月革命成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社会大动乱。

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导致整个俄国出现了暴民政治的狂热

由于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腐败堕落，导致俄国人普遍对东正教的抛弃和基督教信仰的缺失，使俄国人行事为人没有坚持上帝的道德标准，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于迷失了方向而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加上俄罗斯天气严寒和老百姓生活贫穷，社会贫富不公，使俄罗斯人普遍酗酒成性，灵魂空虚。在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压迫之下，看不到希望，因而心中充满仇恨，具有强烈的造反情绪和暴力倾向。

后来担任总理大臣的斯托雷平，1905年在萨拉托夫省担任省长。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现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革命者扔炸弹。特别是农村农民到处暴动，到处放火烧毁地主的庄园。农村大地主纷纷逃离他们的庄园。暴民政治弥漫于整个俄国。

暴民政治情绪当时在东正教会分裂派中也十分严重，对俄国君主立宪改革起到破坏作用。由于教会官方化和世俗化所导致的腐化堕落，使当时俄国东正教会本身也产生了分裂。那些宗教分裂派不仅没有大力推进教会改革，反而走上了反抗沙皇、破坏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道路。例如1905年1月9日的工人大规模示威游行，就是加邦神父组织和发动的，最终遭到警察镇压造成“流血星期日”事件。尽管并不是沙皇下令警察开枪镇压，事后沙皇也下令进行调查，进行善后处理，但加邦神父在演讲中依然公开鼓动民众用暴力反抗沙皇，向沙皇复仇。这完全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1905年10月君主立宪改革开始后，全国进行选举，当时也有不少神父被选为国家杜马（议会）议员，但不幸的是，当时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教会议员大部分是自由党和革命党成员，思想左倾激进。1907年5月12日，圣主教公会颁布法令，规定神职人员不得归属于“旨在颠覆国家和社会体制以及沙皇政权的党派”，所有杜马中的神职代表必须退出左翼政党。之后，在第二届杜马中的5名神职议员，有4名在主教法庭遭到审判，他们均被革除了教籍（见克里巴诺夫著：《俄罗斯东正教：历史要阶段》，莫斯科，1989，这里转引自戴桂菊著：《东政教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些宗教反对派中有很多人是企业家，他们在当时俄国工商业者中占了近70%的绝大多数，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如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在对宪政改革绝望的情况下，拿出资金支持建立工人赤卫队，支持工人反沙皇政府的活动，使革命力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当时最著名的宗教反对派是普梯洛夫的厂主莫罗佐夫，1907年他对局势绝望之下愤而自杀，遗嘱把巨额家产捐给沙皇政府的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由于列宁用极力笼络高尔基，于是得到6万多卢布的巨额资金。他创办《真理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分裂派教徒。显然，东正教会分裂派对革命的支持，加速了俄国君主立宪改革的失败。

金雁在《回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文中认为：“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金雁说：“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呢？首先就是宗教反对派……他们是反沙皇最积极的力量，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是一个宗教反对派。”（2018年1月2日《南方都市报》）。

特别严重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约束，信仰崩溃，道德败坏，对俄国的君主立宪改革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虽然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一批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和基督教信仰。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反对东正教。他们不是大胆地对东正教进行改革，引进西欧基督教新教思想，从而在俄罗斯民族中建立起牢固的基督新教信仰和道德，而是认为东正教是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成为反抗沙皇专制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加以批判和抛弃。但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之后，又没有别的道德规范。这样一来，俄国就成为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真空。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

这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痛恨，为解决俄国深刻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纷纷接受西欧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政治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思潮，加上根深蒂固的第三罗马帝国民族主义情结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使他们思想光怪陆离，行为极其混乱。

例如，最早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和赫尔岑民粹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他们认为通过俄国历史上形成的农村公社，可以实现其社会主义理想，于是纷纷穿上农民的衣服，深入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广大农村，向农民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号召农民起来革命。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民粹运动失败之后，民粹派发生分化，其中普列汉诺夫流亡西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革命的理论。还有一些人组织了民意党，专门实施暗杀。主张政治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是民意党于1881年1月暗杀成功的，结果导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政治改革的流产。民意党也遭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严厉镇压。这些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宪政目标，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后来充满着各种暴力和阴谋情结，杀人放火，对俄国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思想最危险、道德最败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恐怖主义分子。在抛弃东正教之后，他们狂热散布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主义思想。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等人。巴枯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公开宣扬要消灭信仰和道德。涅恰耶夫在1869年前后编著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主张革命者要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抛弃一切道德，抛弃一切个人财产和感情，不择一切手段，去破坏现存社会的一切。这是革命的唯一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革命者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并亲手消灭所有企图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人。同时，革命组织应该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灾难和罪恶的加深，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直至崩溃，从而使这些灾难与罪恶能够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自觉起来暴动，以便革命党乱中夺权。革命组织必须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联合，因为他们是俄罗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把强盗团伙团结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革命组织的目的、活动和任务，等等。

涅卡耶夫在《革命者教义问答》里充满阴谋、仇恨和暴力的说教，当时成为俄国一些革命党人实施暗杀和暴力活动的思想武器，被称为“恐怖主义圣经”。其内容之邪恶，手段之残忍，就是要摧毁一切人类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秩序，颠覆一切人类的是非观念，突破一切人类道德的底线。

正是在这些激进的革命思潮的蛊惑之下，面对着俄国严重的贫富不均等尖锐的社会矛盾，俄国人不断掀起激进的革命浪潮，他们强烈反对君主立宪改革，反对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完全失去了信仰和道德的约束，使整个俄国始终出于混乱和动荡之中，政治改革无从推进，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面对社会混乱，政治改革无法推进的局面，190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已免去主张政治改革的内阁总理大臣维特的职务，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内阁总理）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是俄国铁腕政治家、伟大的经济改革家。他坚决反对政治改革，而是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积极推动土地制度私有化改革，使200多万农民退出村社，获得土地，成为富农，并在农业银行的贷款支持下，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出现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据金雁在《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提供的数据：1907年到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其中1913年达到最高点。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全世界总产量1.1亿吨的四分之一，达到2700万吨，黑麦占全世界总产量5000万吨所谓二分之一，达到2500万吨，大麦占全世界总产量3500万吨的三分之一，达到1300万吨。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而且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见《书屋》杂志2009年1期）。

斯托雷平的改革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斯托雷平不主张限制沙皇的权力，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推动立宪改革。他用铁腕手段镇压革命党来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既强化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暂时压制下去，社会危机暂时得到缓解。如果给予斯托雷平足够的时间，也许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消弭社会矛盾，让俄国渡过政治危机。然而很不幸的是，革命党对他多次进行暗杀，1911年9月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遇刺身亡，国家失去了强有力的执政者。这是俄国历史上的重大悲剧。斯雷托平这一铁腕人物死后，尽管俄国经济还在惯性发展，然而社会开始陷于无序和混乱，最终在1917年引爆了俄国的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君主立宪改革彻底失败。

面对这些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所发动的一系列疯狂举动，当时俄罗斯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1909年3月，俄国出现了一个路标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人。他们看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出版了《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一书，在俄国思想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

这部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抛弃东正教信仰和道德，充满仇恨，好走极端，好大喜功，没有道德感和法律意识，煽动暴民政治，实施恐怖主义，颠覆俄国正在推进的宪政改革，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危险倾向进行了尖锐而严厉地批判。《文集》指出：“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对国家的背叛和疏离以及对国家的敌视是他们唯一的思想形式”。“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与俄国历史形成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根本没有将宗教信仰带进这种斗争”。“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政治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见格尔申宗等：《路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处引自张建华著：《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路标派的出现，深刻说明，当时俄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已经陷于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失去了起码的理性和道德约束。但可惜路标派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唤醒那些疯狂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反而被革命的喧嚣所淹没。正如金雁所说：“俄国知识分子政治观中特有的、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导致了他们道德上的堕落和政治上的激进……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原因所在。”（金雁：《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2007年10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