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朝统一六国的历史思考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一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由皇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社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是今天我们用现代文明的观点来分析，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秦国用暴力手段消灭六国，建立起皇帝绝对专制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社会所导致的压迫和掠夺，是一场对文明的巨大浩劫。

首先必须认识到，秦始皇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应该是西周的武王。因为武王推翻商朝之后，就对天下诸侯进行了分封。周王室是中央政府，而各诸侯国实行地方自治。用现代文明的观点看，这是最好的统一方式。因为统一不等于集权，更不是专制，而分封也不是分裂，自治也不是独立。各地是在西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周礼作为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周王不行专制。所以统一不是只有中央集权这一种模式，而地方自治是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构件，是更好的统一方式。因此认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这种看法是对文明的曲解和对政治常识的无知。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是必须要肯定的。但是国家的统一、和平与专制暴政的大一统是有本质区别的。秦朝的大一统，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只要人们听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会知道秦始皇的专制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二

今天我们之所以说秦朝用暴力实现的大一统不具有进步性，首先就是因为秦灭六国不具有正义性。我们知道，战争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不好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孟子也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孟子》）。还有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无不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不要认为这是书生之见，其实这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做人的起码要求，只有政治流氓、无赖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没有充分理由发动的战争，就不具备正义性。而秦国发动的战争，无论动机还是手段，都没有正当的理由。

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国曾发生过两次推翻旧王朝的战争。一次是商汤灭夏，一次是武王灭商。这两次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汤武革命。”这两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夏桀和商纣暴虐无道。所以汤、武起来推翻前朝的暴政，具有儒家所提倡的“吊民伐罪”的意义，这种战争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是正义的。

以武王伐纣为例。史载纣王残暴，搞得天怒人怨，天下之人纷纷投奔西歧。《左传》上说周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也就是说，西周还没有发动对商纣的战争，就出现了三分天下周人有其二的局面。所以周朝灭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这样，周武王即位后二年，“东观兵，至于孟津”，然后撤回，也没有马上攻击商朝。直到商纣杀掉大臣比干之后，殷人已无法生存时，武王才决定正式伐纣。军队一直前进到朝歌，也没有遇到抵抗，很顺利地到达朝歌郊外的牧野。商纣王发兵迎战，《诗经》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可见军队很多。可是，商纣王的大军临阵倒戈，攻击纣王。纣王不战自败。纣王自焚而死后，天下传檄而定，武王很快实现了统一和安定。

可见，武王伐纣打倒暴君，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无论是发动战争的动机或者理由，都是正义的，所以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护。虽然使用的手段是武力，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多少战斗，也没有采取任何阴谋诡计，就取得了胜利，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杀戮行为。所以说，西周这样的统一是进步的，是合乎人心道德的。当时伯夷批评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所以和叔齐拦住武王，叩马谏阻，武王不听，于是伯夷和叔齐遂逃往首阳山，不食周粟而饿死。伯夷和叔齐高风亮节，反对暴力是没有错的，但是武王伐纣乃是正义之举，为解民倒悬也是迫不得已。

《尚书》记载说，周武王伐商时，曾四次宣誓。他历数商纣王的暴行，认为自己讨伐商纣王是替天行道。他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如果我不能顺从天命去讨伐他，我就是违背天命。我已经敬告了“上帝”，又祭祀了祖先，现在要去执行天罚。天是怜悯下民的，凡是人民所希望的，上天必定会顺从。

当然实现国家的统一，也不光是采用武力这一个办法。如美国人选择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在自愿签定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共和、法治和自由的理念，奠定了国家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础。这显示了西方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对人权的完全尊重，开创了人类用法治的非暴力手段建国的新模式。只是古代的中国没有美国式通过签定宪法，实现和平统一的条件，但至少也应该像武王伐纣那样，具有充分的理由来发动战争，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

就是到了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也是有其理由的。裴默农在《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中说：“外交是主权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官方渠道，是一种对等的国际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有普遍承认、互相遵守的一般规则，即现代意义的国际公法。就一定意义说，周礼便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套法规。”春秋普遍宣扬周礼，目的在于维护周室王统，排斥异族入侵；提倡国际间的睦邻友好，互相合作，发展友谊，促进和平；存亡继绝，巩固现有秩序。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并以盟誓的形式来落实这一主张。维护周礼是他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理由。

如齐桓公在卫国和邢国遭到夷狄侵略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夷狄的战争，维护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当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如周礼规定，诸侯国要定期向周王室朝贡，不定期向周王室朝贡则要遭到讨伐。后来诸侯称霸，小国不向霸主进贡也要遭到讨伐。当然，很多诸侯国当时也不遵守周礼，互相攻打兼并，弱肉强食，破坏国际秩序，这些霸主就要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反对侵略和兼并是他们发动战争的重要理由，这是维护当时社会稳定和平的需要。

有些情况是不能发动战争的，例如，一个诸侯国遵守周礼，那么，任何国家都不能对他发动战争。如齐桓公有一次想乘鲁国内乱加以讨伐，但大夫仲孙湫认为“不可”，他说“鲁不弃周礼，未可伐也”，结果齐桓公放弃了进攻鲁国的打算，而采取了安抚的办法（《左传》）。还如周礼规定，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丧礼，则不能对其发动战争，“不伐有丧之国”，是当时各国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左传》记载，陈文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前554年，晋侵齐，“闻丧而还”。前560年，吴国乘楚共王病故去进攻楚国，结果遭到几个国家的讨伐，吴国只好向晋国求救，但晋国宰相当众批评吴国乘楚国办丧事而进攻人家是不道德的“非礼”行为，拒绝发兵援助。在整个春秋时代，救灾、恤邻、讨罪、扶立、吊贺、不伐有丧之国、庇护政治犯等等，史不绝书，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礼之大者也。”

当时人们信仰的是忠、孝、仁、义、信等这些意识形态，违背这些意识形态，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相反，则会受到尊重。比如春秋时有个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就在大旗上写着“仁义”二字，在楚国军队渡河时，他本可以一鼓作气将楚国军队打败，可是他认为这不符合“不鼓不成列”的仁义道德的要求，非要等到楚军渡完河列好阵势才进攻，结果反被楚军打败。宋襄公的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很愚蠢可笑，但在那时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是严守周礼道德规范的“君子之风”，是应该称赞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人认为是“不仁不义。”还如秦国和晋国在河曲交战，秦军败走，赵盾之弟建议乘秦军渡河之际将其歼灭，但赵盾认为，乘人之危而加以攻击是“无勇也”，断然拒绝进攻的建议，让秦军安全撤退。还有吴王夫差围攻越国都城会稽，勾践乞降求和。伍子胥力主拒降，夫差则认为拒降乃是“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左传》）。 这些社会共识，体现了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道德观念和人道精神，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可是秦灭六国的战争，与汤武革命以及春秋时代“循礼而行”则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当时的周王室是像夏桀和商纣一样的暴君，秦国为了“吊民伐罪”，发动战争，推翻周朝，建立新的朝代，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周王室在当时并没有实行残暴的统治。当时各个诸侯国在东周的名义下保持着统一的格局，按照周礼处理国际关系，思想开放，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秦国在这种形势下挑起战争，显然不是为了吊民伐罪，解民倒悬，也不是为了和平和促进社会的进步，更不是反抗外族的侵略，而是为了掠夺和占有别的国家的土地和财富。因此，秦国的这种战争的动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可言。

三

为了说明秦国挑起战争的丑恶动机，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秦国的历史。

秦国在西周建国时，还只是一个原始的小部落，不是西周封的诸侯国，与西周王室没有任何宗法血缘关系。当时主要以养马为业，据说伯乐是他们的先人。到了前889年，才被封为邑，开始筑城定居。到了周平王东迁时，因秦襄王护卫平王有功，才正式被封为诸侯，开始建国。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秦国很少受到西周文化的影响，没有建立起分封制度和各种礼制，没有仁义道德观念。当时还是一个野蛮的奴隶社会，还实行人殉制度。《史记》记载秦穆公死后，有177人被迫为他殉葬，比秦武公殉葬人数多3倍还多，其中还有3位“良臣”。可见被称为“贤明之君”的秦穆公之残忍野蛮。民间写了一首《黄鸟》的诗，点名对秦穆公进行愤怒的鞭挞，其中“彼者苍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之句，哀婉沉痛。此诗后收入《诗经》而流传至今，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记住秦国统治者的罪恶。

秦国面临西戎，当年周平王东迁，曾告诫秦人说：西戎“侵夺我丰、歧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歧是周人的故居，为关中富庶之地，却被外族占领，可见周平王心情之沉痛。可是秦国统治者没有起码的国家观念和道德意识，不仅没有担负起拱卫国家边防的责任，西进以平定西戎，反而掉过头来，不断发动对中原的战争，夺取中原国家的土地和财富。几百年的战祸，使中原人民生灵涂炭。虽然秦穆公曾一度称霸西戎，但自从秦穆公死后，秦国的历代国君都放弃了西进的政策，又转过头来进攻中原各国，使秦穆公苦心经营的西北疆土，悉数丧失。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其西北之界不过临洮（今甘肃兰州）一带。秦始皇如此雄才大略，为什么去不平定西戎？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也不过是大修长城，防止西戎（匈奴）进攻。显而易见，秦始皇不进攻西戎而占领中原，无非是因为西戎是蛮荒之地，无利可图，所以置西戎于不顾，而占领中原，则可以得到大量的土地、财富和美女。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勘察发现，秦东陵5个陵园（昭襄王及其母宣太后、孝文王、庄襄王和秦始皇）的陵墓，与“南面称王”的传统不同，全都“坐西面东。”再向上溯源，凤翔的秦陵（春秋时期秦国历代国君墓地）也都全部“坐西朝东。”裴默农在《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一书中叙述这一历史事实时，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些事实说明，最晚从秦穆公开始，秦国征服东方的决心，世代相传，矢志不移，其含义比“死不瞑目”深刻万倍。其动机当然不是出于什么“寻根”的故土之恋，也不是为了顺应什么历史的潮流，而是对东方诸国富庶之乡的垂涎，其企图征服开放发达的东方各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由于秦国发动战争的动机，纯粹是为了掠夺别人的土地和财富，所以发动战争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都是不宣而战，以突然袭击为取胜之道。只要有机可乘，就发动进攻。为达目的则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任何规则和道德可言，完全是采用阴谋诡计和残暴杀戮为手段，不具备任何的人道精神和文明意识。

这里我们以白起为例，来说明秦灭六国的残暴野蛮。据《秦集史》的统计，战国时期，秦国共向中原各国发动战争22次，共杀害各国将士163.5万人，其中死在白起麾下者就达86万人，超过半数。事实上，这个统计还不全面，据《战国史》统计，白起仅在伊阙、鄢郢、华阳和长平四大战役中，就残杀三晋和楚兵已愈百万人。人称白起为“人屠”。如在伊阙之战中，韩、魏两国的将士有24万人遭到白起斩首。特别是秦赵长平之战最为惨烈，据《史记》记载，赵国军队打败了，有45万多人向白起投降，而白起认为“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之。”（《白起列传》）白起坑杀赵国将士45万多人，这种野蛮的暴行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

以上这些数字，还不包括秦始皇后来发动战争所杀戮的人数。《秦史集》记载苏代致燕王书说：“秦之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战国时代中国人口如果以2000多万人计算（按郭沫若《中国史稿》的数字），则秦国所杀害的人数达20%左右，足见秦始皇对中原人民的杀戮之残暴。整个消灭六国的战争，都是杀人如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对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积累是极其巨大的破坏。对秦国的暴行，以“人神共愤”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

秦军的残暴，后来也遭到了报应。巨鹿之战，秦军大败。公元前207年7月，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司马欣，只好率领20多万残军败将向项羽所统率的诸侯联军投降。对秦军有深仇大恨的项羽虽然表面上接受了秦军投降，但是在解除了秦军将士的武装之后，却命令楚军违约坑杀秦军降卒，其它诸侯军队也都参与了这场血腥而惨烈的屠杀。20多万秦军将士被活埋，这是关东六国之人对100多年遭到秦军屠杀的血海深仇的总爆发。当年在长平坑杀40多万赵国降卒的秦国军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到同样惨烈的命运。公元前206年11月，项羽率领诸侯联军攻入函谷关，压抑不住心中仇恨的烈火，立即对昔日不可一世而如今被踩到脚下的秦朝统治者进行最严酷的报复。始皇帝的子孙被项羽阖门杀尽，痛恨秦国暴政的诸侯军队四处烧杀。骊山墓、阿房宫、咸阳城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与遮天蔽日的浓烟。此时，已经躺在骊山大墓中的始皇帝，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也会心胆俱裂。秦朝统治者此时也为自己的专制残暴付出了巨大而惨烈的代价。这就是强权与暴力所导致必然结果。

四

战国初期，中原各国都忙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整个国际社会处于稳定和平衡的状态。到秦孝公即位之时，战国114年间所发生的战争次数仅为战国战争总数的1/3，战争的规模都很小。可是自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后，形势大变。由于秦国从商鞅开始采取暴力和各种阴谋诡计来发动消灭六国的战争，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和人道精神可言，其他六国为了抵御秦国的进攻，维护自身的生存，也被迫放弃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各种道德观念，不再尊重周礼的权威，而专以暴力和阴谋诡计为能事，发动战争的目的均以弱肉强食为目的。

于是到了战国后期，上层社会的仁义道德观念，以及对游戏规则予以尊重的思想，荡然无存，而像苏秦、张仪、范雎、韩非、李斯等阴谋家、野心家则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社会风气完全以强权和暴力为转移。野蛮由此战胜文明，中国统治者的人心自此大坏，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成为社会的共识，对强权和暴力由反对而变成迷信，由周朝几百年培育起来的良好社会风气和良好道德，至此毁于一旦。而精神文明的堕落，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倒退，也是春秋战国这一伟大时代的深刻悲剧。

对此，古人就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刘向在他集录的《战国策•书录》中就说过：“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可见，秦国的强权、暴力与阴谋诡计所产生的严重危害。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哪怕仅仅就是为了统一这个单纯的目的，秦国发动战争也是非正义的。如果以统一为理由，就肯定秦始皇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那么，这种统一本身的正义性就会受到质疑。因为统一本身的正义性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手段。手段的不正当，必导致结果的不正义。就像希特勒当年发动侵略战争那样，不能说希特勒想统一世界，就肯定他发动的残暴战争是进步的，就认为他侵略和杀戮别人是正义的。如果统一的手段是正义的，那么必然是进步战胜落后和反动，而不是落后战胜进步。只有正义的行为，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完全不需要采取阴谋诡计和大规模杀戮的方式。事实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动机不正义，手段不正义，就是结果也是毁灭性的，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

秦国是一个没有开化的野蛮国家，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凶恶就越容易取胜。这是当时秦国能够用暴力统一六国的原因。由于这种方式完全是杀戮、流血和征服，违背了当时人民希望自由和和平的愿望，人民并不接受这种征服和压迫。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秦朝只能而且必须要采取暴力屠杀的手段。不然的话，秦国就无法实现征服他国的目的。有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好像这话并不总是与事实相符。秦始皇并没有得人心，但依然得到天下。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