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是进步的吗？

——罗伊•波特《启蒙运动》摘录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Was ist Aufkl？rung？）的论文。对康德来说，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的最终成年，也就是人类意识脱离了无知与错误的不成熟状态。他认为这一心智解放的过程在他的一生中都积极地进行着。知识——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类的自我认知——的进步会推动这一伟大的飞跃过程继续向前。“敢于认知”（Sapere aude）就是康德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作品中借用的格言。

　　但在今天，只有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能够像康德那样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家们提出的一系列的“进步的”和“自由的”思想与观念，毫无疑问标志着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历史学家有理由对出自过去发言人口中的这些口号提出质疑。无论如何，“圣徒与罪人”的历史故事，讲述了高瞻远瞩的“英雄们”杀死反动的暴君和顽固分子以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场景，现在看来是充满派系观念和偏见的。想要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一个人类进步的完美方案是愚蠢的。认为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留待历史学家去探索则更为合理。

　　长期以来，这场运动一直在遭受批评，尤其在英国。“理性的时代”——这一传统上用来描述18世纪思想的合成术语——被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斥为一个充满肤浅和呆板观念、对抽象理性的力量总是骄傲而自负的思想家的时代。（人们认为，启蒙时代的人相信）理性本身就可以提供关于人类、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所有知识，能够促使他们发起对政治和宗教现状的批判，而且重要的是，能够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提供基础。然而，世界远比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坐在椅子上空想的情形要复杂（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也如此认为），尤其是想象力、感觉、传统与历史的有机力量，以及关于灵魂的神秘现象。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说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有吸引力的，但总体上是肤浅的，其危险的程度令人恐惧。它大肆夸耀的博爱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违反人性的罪行的发生（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如此认为）。今天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冷漠无情的批评家们仍然持有类似的观点。

　　在19世纪，很少有人善待“理性的时代”。浪漫主义者认为它是没有灵魂的，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它过于激进，与此同时，激进主义者则因为发现其领导者尤其是伏尔泰本质上是世俗的精英主义者和沙龙的健谈者而非革命活动家而感到哀伤。只有在20世纪，当我们了解到思想与行为之间真实存在的复杂关系之后，我们才逐步体会到了启蒙运动微妙的讽刺意味。

　　首先，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将18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在那个世纪，许多的知识分子本身都不认同17世纪信奉理性主义且建构起整套体系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他认为“清晰、判然的观念”对于理性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和莱布尼茨。他们批判这些17世纪理性主义者的程度之激烈，如同他们反对□初在中世纪由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创立（“托马斯主义”）、后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理性主义经院神学一般，后者在他们眼中只是文字的诡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