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为什么没有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代是解放人的时代，是中国人权勃兴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具备向民主社会转变的条件的。在春秋早期，周王室权威虽然不再，但周王室依然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周朝依然保持着形式上的统一，各诸侯国内分封的政治结构并未改变，而且当时各诸侯国，还没有“大一统”和行专制的思想，没有用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条件，只是希望建立霸权。后来就兴起了齐国、晋国、秦国、楚国、吴国五个霸权，史称春秋五霸。

齐桓公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一位霸主。齐桓公在称霸的40年中，曾召集过国际和平会议26次，出动军队28次，一直保持着那种开放的胸怀和贵族骑士风度。他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即尊奉周王室为中央政府和排斥蛮族，并且以“盟誓”的方式，与各诸侯国签定了各种条约，来保护各个诸侯国不受侵犯，维持和平的社会秩序。这些条约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周室的王统，排斥异族入侵，提倡诸侯国之间的睦邻友好，相互合作，维护和平，存亡继绝，巩固现有秩序。在事实上，齐桓公就是春秋时代联邦国家的实际执政者，已经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带有联邦性质的国家，各个诸侯国统一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结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只要在虚君的名义下，用联邦或者邦联的形式，选举执政官（责任内阁政府）和诸侯议事会议（国会），将军队统一指挥，那么就奠定了实现民主、共和、法治和自由的基础，为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创造了前提。

但遗憾的是，这一切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相反，导致了秦王朝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所以说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剧。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国林立，可以有政治制度多样性试验的条件，可以有多种政治体制的选择，而最后民主政治制度没有成长起来，没有在制度的试验中胜出，肯定有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众多因素交织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作一些初浅的分析。

第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不能限制强权和暴力无限扩张的趋势。

强权和暴力本身有自发扩张的趋势。要有效地制约强权和暴力的扩张，必须要有制约强权和暴力扩张的力量。在西周社会，由于周王室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能够对各诸侯国进行有效地制约和控制，因此，社会保持和平和稳定。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无力再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因此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发动战争，强国以暴力兼并弱国。所以齐桓公成为霸主后，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存亡继绝，维持建筑在周礼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弘扬“仁德和平”的精神，限制强权和暴力的扩张，禁止强国兼并弱国，大国侵占小国。但不久，这种均衡的局面又再次被打破。

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兼并，使诸侯国内的政治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西周和春秋早期，各诸侯国内实行的是分封制度，天子、诸侯、大夫、国人等各个阶层的人，以周礼为行为的准则，有相互制约的体制。但战争打破了这种均衡局面。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

到了战国时代，面对着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消灭六国的战争形势，各个诸侯国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的改变，崇尚道德，行仁政、讲礼仪的价值观念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各国的统治者不再尊崇仁德，不择手段的推进政治独裁和强人政治，崇尚法家专制手段，破坏了原来的国家体制，以奖励耕战，扩张军事力量。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于是纵横、阴阳、法家等各种阴谋集团和野心家应运而生，军事强人纷纷出现。在战国后期，各个国家面对着强秦的进攻已经无能为力，最终完全被秦国用暴力征服。六国灭亡，使秦始皇的强权和暴力达到极点，民主政治终于完全失去生存的土壤。

中国不是海洋性的国家，各个诸侯国之间，没有海洋的阻隔。所以，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古代，便于武力征服而不利于商业的发达，因为商业运输的成本非常高昂，且风险极大。虽然民间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并不以商业的形式出现，而只能以武力的形式出现。因此，内陆的环境是培植政治枭雄和军事强人的肥沃土壤，像后来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等军事强人的出现，就是这个环境的产物。这一点，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在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由于受到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的阻隔，很难用武力实现长期的统一，所以英国的宪政体制和商品经济得以生存下来。英国长期没有常备军，但却没有遭到军事强国的占领，应该是英伦海峡阻隔的作用。大海的隔绝能够保护和平和商业竞争，不利于政治枭雄和军事强人的成长和长期延续其专制独裁统治。所以在欧洲，虽然出现了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那样的军事强人，但不过是昙花一现。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也在同一文化之下，实现了政治分裂，但由于没有大海的阻隔，无力抗拒强权和暴力的扩张，结果一些政治民主和商品经济成长的国家，不能够单独生存下来。如郑国在子产执政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民主，商品经济也相当发达。但是，面对着其他国家的威胁和进攻的严峻形势，郑国也很快就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否则就很难生存。如果郑国始终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后来也可能向民主政治方向发展。也正是因为没有大海的隔绝，使得秦国的战车长驱直入，没有任何障碍。如果当时其他六国有大海的阻隔，在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的情况下，秦国不可能消灭六国，实行郡县制度。中国内陆的地理环境，不支持在同一文化下的商业竞争和平等外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后都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利于和平和民主政治的繁荣。

第二，民主政治家的缺失。

与西周社会并存于世的古希腊，当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但古希腊不是一开始就是民主制度。在其文明的萌芽时期，也是部落首领大会选举部落联盟共主的制度，后来也经过很长一段君主专制时期，与中国的尧舜禹时期的制度差不多。而后来古希腊之所以没有出现夏启建立宗法世袭制度那样的结果，很大原因是因为雅典社会出现了像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那样伟大的民主政治家，是这些具备民主思想的执政者站出来，引导人民扭转社会走向专制的车轮，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实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运作。

由于中国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产生这样的民主政治家，所以，当时的政治人物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专制社会。例如子产是当时最开放、开明的政治家，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把乡校发展成为国家的立法机关，没有让乡校成为选举国家执政者的权力机关，没有让乡校成为国家的决策机构。如果子产再往前走一步，在政府每项政策制定之前，都由乡校的民众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国家执政官的产生，都由乡校的民众来选举，并把乡校发展成为民主决策的机构，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但子产没有把郑国带进民主社会。

齐桓公也是这样，他已经奠定了联邦制的基础，只要再向前跨进一步，古代联邦制的国家体制就建成了，可是就是这一步，他始终没有跨越过去。

还有三家分晋也是这样。在分晋之前，当时晋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掌握在韩、赵、魏三家的手中，晋国国君实际上是徒有虚名。如果是在宪政的国家，就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国君作为国家象征而不行政，韩、赵、魏三家可以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或者由三家分别执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形成三权分立的格局。但他们后来将晋国瓜分，将晋国的君主废除掉。然后，他们自己当上了国君，依然实行宗法世袭制度。这样一来，社会没有任何进步。不同的只是将一个国家分裂为三个国家，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变化。

齐国也是如此。本来陈氏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不够，非要将齐国国君杀害，自己当上国君才觉得名正言顺，不能实行在虚君前提下的立宪政治，不能对文明进行革新。

还有鲁国的三桓政治。公元前6世纪初，鲁国的仲孙、叔孙和季孙三大家族，从鲁国国君手中夺取了政权和土地所有权，三大家族轮流执政，世代相传，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三桓政治。三桓政治最大的进步意义就在于三家轮流执政，相互监督和制约。但不足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鲁国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民主体制，最后依然分裂成几个国家。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政治家的产生，是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叫哈耶克，他认为社会秩序的扩张是自发的，不是理性的，是由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决定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这些东西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人们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些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是信仰系统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会建立一个社会反对、禁止或者遵守的机制。特别是那些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所达成的社会共识，是产生一种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

比如说，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认为偷盗和抢劫是犯罪，所以才建立合法的警察制度，去惩罚这些犯罪者，没有人认为警察惩罚小偷是以强凌弱。如果没有这个共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警察抓小偷，是仗势欺人，是滥用暴力。所以社会文明的产生和进化，是由宗教信仰系统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西周和春秋战国没有民主政治家群体的产生，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社会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的共识，没有这方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比如，搞民主竞选就要人人平等地竞争，但在西周社会，人们认为这不符合“亲亲”和“尊尊”的血缘世袭的原则，因为在西周人看来，最亲莫如父子，最尊莫如君王。所以把“忠孝”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如果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地位卑下的人与地位高贵的人展开竞争，会被人认为是违背人伦道德而遭人唾骂为“无父无君”的小人。西周时期的国人可以选举基层官吏，是因为这些基层官吏不是世袭的，而周天子、诸侯、大夫是世袭的，所以不能够进行选举。

西周春秋时最难由社会自身来打破的意识形态，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宗法制度，因为根本无法达成社会的共识。正是由于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因此无法培植出产生民主政治家的土壤。按照当时“传长不传贤，传嫡不传庶”的宗法世袭原则，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君，都希望把政权和财产传给自己的后代，不愿意把权利让予别人。这些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对宗法血缘关系的共识，以及对公平竞争的拒绝，使社会无法进行公开、平等的民主选举。

所以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达成公开、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的共识。而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在宗法世袭方面的意识形态比较差，因为海洋性的国家血缘世袭观念比较淡薄，其财富的获得往往与占有的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掌握权力并不能获得财产。商业社会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平等竞争，所以选举执政官和建立公民大会的行为，能够产生社会的共识。这是梭伦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取得成功的社会基础。而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所以没有产生民主政治家的社会需求。没有民主政治的需要，就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家。当然，没有民主政治家的出现，也就不可能将民众带进民主社会。

第三，国人的消亡，使社会失去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西周和春秋早期之所以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民主，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国人这个特殊的阶层存在。国人不是一般的农民，他们是与西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虽然这种关系已经很疏远，不能保持他们的贵族身份了，但依然还是有着传统的参政议政之权。正因为有这一群人存在，所以西周王室和各国诸侯，都必须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王和诸侯的地位就不稳固。

国人既然是分封制的产物，那么，分封制的瓦解，就必然意味着国人的消失。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人的消失过程，就是分封制瓦解的过程。在分封制下，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不需要为诸侯、大夫们的公田劳动，只要把自己的地种好并上缴什一之税就可以了。农忙时，他们种地，农闲时，他们参加军事训练，有战事就去打仗。国人还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在西周和春秋早期，他们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为富裕的生活。

可是，后来随着各国对土地私有制的承认，无论公田私田一律缴税，而且土地可以买卖。这样，他们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勤劳和善于经营而积累了财富，或者经商发财，买进许多土地，而成为了贵族；一部分人可能因为懒惰、不善于经营，或者遇到天灾人祸，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而沦为贫民，甚至有可能成为债务奴隶；还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具有知识和才能，或者因为军功等因素而受到重用，成为了士大夫。

同时，原来住居在国都外的野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野人，就是那些与西周宗室没有血缘关系的农民，他们可能是被征服者，如殷商的后代等。他们原来只能为诸侯、士大夫的公田耕种，后来承认了土地私有，这些人就可能拼命开垦荒山荒地，而成为了自耕农，有的甚至经营有方，积累财富，而最后成为贵族。加之从晋国“作州兵”开始（《左传•僖公十五年》），国家允许野人当兵打仗，也可以受到教育。这样，野人的地位提高了。如孔子的学生中，就有很多野人的子弟。如子路、子张、仲弓等等。这些人因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或者因为军功，后来不少人成为地方官员。国人和野人的区别消失后，都成为了自耕农，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了。正如《孟子》所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国人与野人一样都成为普通的老百姓了。

国人这个阶层消失以后，原来他们所具有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权力，也一起消失了。各国的国君和大夫也不需要向他们问政了。他们由于地位的变化，整个群体也不再存在，也没有能力与国君、大夫们抗衡了。生存的压力和社会的竞争，使他们也不再具有参政议政的兴趣。随着岁月的流逝，几代人之后，到了战国时代，可能这些人的后代也不再具有“国人”的概念。当然国人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权利，也一起从他们后代的脑海里消失了。而参政议政的责任，慢慢地转到了知识分子的身上了。知识分子成为了最关心国家政治的人。而原来那些国人分化后，有些成为知识分子继续关心政治；有些成为贫民而为贵族耕种土地，成为佃农，有些成为贵族地主。总之，这些人不再具有参政议政的兴趣、能力甚至资格了。

国人这个制约统治者的力量的整体消失，从确立土地私有权和发展生产的短期效益来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使中国古代失去了发展民主政治的长远的社会基础。国人退出政治舞台的后果是，西周社会形成的周天子、诸侯、大夫、国人这些多极社会力量不复存在，互相制衡的体制被瓦解。到了后来，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国人的消亡，社会只存在诸侯、大夫、自耕农这三种主要力量。而诸侯、大夫是统治者，自耕农是被统治者，社会就只剩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社会只有两极，这是不稳定的。之后，统治者再也没有人去监督了，基层的官吏没有人去选举了，统治者也不再在乎人民的感受了，不需要征询人民的意见了。人民参政议政也不再成为一种权利和责任。由于社会制衡力量的消失，结果很容易发生压迫剥削和反压迫剥削的现象。统治者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者占上风就是革命。于是中国就很难摆脱专制与革命恶性循环的怪圈，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就破灭了。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