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

——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与列宁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蕭建生

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导致整个俄国出现了暴民政治和恐怖主义的狂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和列宁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一、底层民众充满强烈的暴民情绪。

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没有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的国家才能生存和发展。由于俄国在12世纪和13世纪遭到蒙古军队的大屠杀，斯拉夫人所剩无几，其后的俄国人很多都有蒙古人的血统，野蛮嗜杀。加上东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未能对俄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加以有效地改造，以致于俄国底层民众对东正教既无知又冷漠。

据张雅平《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一书的记录，到1917年，俄国受洗的东正教徒虽然表面上占总人口的70%以上，但真正具有基督信仰的人很少。俄国人赫克在《俄罗斯的宗教》的书中谈到，当时大多数俄国人对于基督教是完全无知的，教士本身既没有多少知识，也没有基督信仰。教徒们除了知道在胸前划十字之外，并不知道更多的东西。赫克说:“《圣经》对于文盲来说是不存在的……老百姓对于宗教仪式用语的意义完全不懂，更不用说主祷文了……”这些教徒做完礼拜之后，又立即走向湖边、河边，走向老橡树，走向圣石，按祖传规矩顶礼膜拜。（见赫克：《俄罗斯的宗教》，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这里引自张雅平著：《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

戴桂菊在《东正教改革》一书中也说， 1905年宪政改革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宗教自由法》，东正教徒改变信仰的现象十分普遍，老百姓已经很少有人去教堂作祈祷。根据俄国教会史学家斯莫里奇在《俄国教会史》中，对不同时期官方统计数字和学者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的结果，到1912年，俄国东正教总人数大约1500万左右，而官方东正教徒实际上只占其中一半左右。而根据圣主教公会的统计报告，脱离官方东正教会的人数有增无减，最高的1914年一年中，退出的教徒就达到5919人。而那些没有退出教会的教徒，很多人事实上已经放弃了东正教信仰（见戴桂菊著：《东正教会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当时的情况是，教会上层充斥着腐败和专制，下层神父只是把教职作为谋生的职业，从政府领取微薄的工资。很多神父甚至不读圣经。大多数俄国人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天堂和灵魂永生的盼望，也没有对罪的忏悔，对灵魂下地狱的恐惧，无法产生道德自我完善的力量。加上俄罗斯天气严寒和老百姓生活贫穷，使俄罗斯人普遍酗酒成性，灵魂空虚。同时由于长期受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压迫，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俄罗斯人看不到希望，因而心中充满对官僚体制的仇恨，具有强烈的造反情绪和暴力倾向。在没有基督教道德观念制约的情况下，极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剥削、反压迫、要求平等的思想宣传。

后来担任总理大臣的斯托雷平，1905年在萨拉托夫省担任省长。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现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革命党人扔炸弹。特别是农村农民到处暴动，到处放火烧毁地主的庄园。农村大地主纷纷逃离他们的庄园。暴民政治弥漫于整个俄国。只要点燃暴力革命的星星之火，即可成燎原之势。

二、暴民政治情绪当时在东正教会分裂派中也十分严重，对革命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教会官方化和世俗化所导致的腐化堕落，使当时俄国东正教会本身也产生了分裂。那些宗教分裂派出于对教会和沙皇专制腐败的不满，不仅没有大力推进教会改革，反而走上了反抗沙皇、反抗教会、破坏君主立宪政治改革和支持暴力革命的道路。例如1905年1月9日的工人大规模示威游行，就是教会分裂派加邦神父组织和发动的，最终遭到警察镇压造成“流血星期日”事件。尽管并不是沙皇下令警察开枪镇压，事后沙皇也下令进行调查，进行善后处理，但加邦神父在演讲中依然公开鼓动民众用暴力反抗沙皇，向沙皇复仇。这完全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

1905年10月君主立宪改革开始后，全国进行选举，当时也有不少神父被选为国家杜马（议会）议员，但不幸的是，当时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教会议员大部分是自由党和革命党成员，思想左倾激进。1907年5月12日，圣主教公会不得不颁布法令，规定神职人员不得归属于“旨在颠覆国家和社会体制以及沙皇政权的党派”，所有杜马中的神职代表必须退出左翼政党。之后，在第二届杜马中的5名神职议员，有4名在主教法庭遭到审判，他们均被革除了教籍（见克里巴诺夫著：《俄罗斯东正教：历史要阶段》，莫斯科，1989，这里转引自戴桂菊著：《东政教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些宗教反对派中有很多人是企业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资本家。他们在当时俄国工商业者中占了近70%的绝大多数，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如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在对宪政改革绝望的情况下，拿出资金支持建立工人赤卫队，支持工人反沙皇君主立宪改革的活动，使革命力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当时最著名的宗教反对派是普梯洛夫的厂主莫罗佐夫，1907年他对局势绝望之下愤而自杀，遗嘱把巨额家产捐给沙皇政府的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由于高尔基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列宁的极力笼络之下，于是得到6万多卢布的巨额资金。布尔什维克创办《真理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分裂派教徒。可见俄国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说资本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至少在俄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当初没有这些宗教分裂派（资本家）金钱上的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

金雁在《回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文中认为：“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金雁说：“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呢？首先就是宗教反对派……他们是反沙皇最积极的力量，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是一个宗教反对派。”（2018年1月2日《南方都市报》）。

三，自由知识分子道德缺失，思想激进，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

在列宁登上政治舞台之前，虽然还是有像托尔斯泰（1828——1910年）那样的一批知识分子，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反对东正教。他们不是大胆地对东正教进行改革，引进西欧基督教新教思想，而是认为东正教是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成为反抗沙皇专制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加以批判和抛弃。但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之后，又没有别的道德规范。这样一来，俄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成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真空。

这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痛恨，对现实社会的绝望，很多知识青年就像莱蒙托夫1840年出版的小说《当代英雄》所描写的毕巧林一样，由于丧失对神的信仰，变得空虚无聊，无所作为，道德沦丧，玩世不恭，成为冷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像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等一批出身于虔诚的东正教家庭的知识分子，也成了唯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像“十二月党人”那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保留着贵族的精神，但多数知识分子接受西欧民粹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思潮，加上根深蒂固的第三罗马帝国民族主义情结和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思想光怪陆离，行为极其混乱。

当时俄国很多知识分子走上一条与现代文明相反的道路，其中在三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没有人的行为要受道德约束的意识；二是没有用制度制约权力的思想；三是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义是相吻合的。只是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把暴力行为加以道德合理化的思想武器，因而主要受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和赫尔岑（1812——1870年）民粹主义影响，开展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

这些知识分子认为通过俄国历史上形成的农村公社，可以实现其社会主义理想，于是纷纷穿上农民的衣服，深入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广大农村，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夺取土地。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民粹运动失败之后，民粹派发生分化，其中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流亡西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革命教义。还有一些人组织了民意党，专门实施暗杀。他们先后刺杀了将军、大学校长、州长等高官，之后于1881年1月成功刺杀了主张政治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果导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政治改革的流产。民意党也遭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严厉镇压。1887年，以列宁的哥哥、民意党人乌里扬诺夫为首的“民意党恐怖派”又组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遭到失败后，乌里扬诺夫被判绞刑处死。这些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宪政目标，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充满着各种暴力和阴谋情结，杀人放火，对俄国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还有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民粹派，后来组建了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

当然，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民众，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暴政，起来革命，即使采用暴力和暗杀手段，也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他们有革命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用道德约束行为和用制度制约权力以及保护私有财产这几根文明的支柱，其结果，就是好坏不分，善恶不辨，社会不是走向专制和奴役，就是走向暴民政治和动乱。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积极推进政治改革，主动废除农奴制，还计划推进地方议会选举。暗杀他显然是一种危害文明进步的罪恶行为。

特别是俄国出现了一批思想最危险、道德最败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恐怖主义分子。在抛弃东正教之后，这些所谓的革命者的思想如同脱缰的野马，竟然接受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以人民的名义实行大屠杀，制造革命恐怖主义和布朗基（1805——1881年）关于多数人是愚昧的，只有依靠少数革命者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依靠少数革命家实行专政的思想，狂热散布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主义。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巴枯宁（1814——1876年）、特卡乔夫（1844——1886年）和涅恰耶夫（1847——1882年）等人。

巴枯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个撒旦教徒，他公开宣扬魔鬼撒旦是一个解放者。他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的纲领》等著作和文章中认为，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不灭等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专制制度的必然支柱，号召革命知识分子立即进行革命，彻底摧毁国家，以及一切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设施，建立无政府的自愿联合体（见巴枯宁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

特卡乔夫是一个狂热的布朗基主义者，也是巴枯宁的支持者。他认为俄国并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对革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认为，资本主义会阻碍革命的爆发，应该乘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俄国发展起来，迅速进行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资本之上，本身体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的整个制度都在巩固它。而俄国恰恰相反，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社会的形式有赖于国家，“而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根基”，所以发动革命很容易取得胜利。特卡乔夫还认为，俄国人是愚昧的落后的，只有通过少数人的秘密组织恐怖活动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特卡乔夫《致恩格斯的信》，见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3期，其后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对特卡乔夫的信进行了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涅恰耶夫的恐怖主义思想更加露骨。他在1869年编著了《革命者教义问答》，充满阴谋、仇恨和暴力的说教，其内容之邪恶，手段之残忍，就是要摧毁一切人类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秩序，颠覆一切人类的是非观念，突破一切人类道德的底线，当时成为俄国一些革命党人实施暗杀和暴力活动的思想武器，被称为“恐怖主义圣经”。

《革命者教义问答》共26条，主张革命者要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抛弃一切道德，抛弃一切个人财产和感情，不择一切手段，去破坏现存社会的一切。这是革命的唯一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革命者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并亲手消灭所有企图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人。同时，革命组织应该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灾难和罪恶的加深，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直至崩溃，从而使这些灾难与罪恶能够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自觉起来暴动，以便革命党乱中夺权。革命组织必须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联合，因为他们是俄罗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把强盗团伙团结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革命组织的目的、活动和任务，等等。

涅卡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中说：“革命者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无情的敌人，如果他继续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破坏它毁灭它。”“革命者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种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和毁灭。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如果他对这个世界还有所怜惜，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者任何人。他应该同样地仇恨所有的一切……拯救人民的革命，只能是根本消灭一切国家并且根除俄国秩序的一切国家传统和阶级的革命。”涅恰耶夫还说：“革命者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因此他主张“革命者要同镖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他把暴力当作道德，把破坏当作道德，把罪恶当作道德，颠倒了人类基本的是非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2-476页)。

巴枯宁、特卡乔夫、涅恰耶夫等人，没有现代文明的理念，他们狂热鼓吹恐怖主义，纯粹是为革命而革命，为破坏而破坏，是一群特别危险的野蛮的社会秩序破坏者。

正是在这些激进的革命思潮的蛊惑之下，面对着俄国严重的贫富不均等尖锐的社会矛盾，俄国人不断掀起激进的革命浪潮，他们强烈反对君主立宪改革，反对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完全失去了信仰和道德的约束，使整个俄国始终出于混乱和动荡之中，政治改革无从推进，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四、恐怖主义给俄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面对社会混乱，政治改革无法推进的局面，190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免去主张政治改革的内阁总理大臣维特的职务之后，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内阁总理）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是俄国铁腕政治家、伟大的经济改革家。他坚决反对政治改革。1907年，他以铁腕手段前后绞死了5000多名以恐怖主义暗杀为手段的民意党成员，暂时将革命镇压下去了。同时，他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积极推动土地制度私有化改革，使200多万农民退出村社，获得土地，成为富农，并在农业银行的贷款支持下，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出现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

据统计，1907年到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其中1913年达到最高点。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全世界总产量1.1亿吨的四分之一，达到2700万吨，黑麦占全世界总产量5000万吨所谓二分之一，达到2500万吨，大麦占全世界总产量3500万吨的三分之一，达到1300万吨。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而且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金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见《书屋》杂志2009年1期）。

斯托雷平的改革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稳定社会秩序，但斯托雷平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推动立宪改革。他与维特先进行立宪政治改革，再进行经济改革的思路不同，他根本反对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政治，而是通过用铁腕手段镇压革命党来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既强化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将社会矛盾和冲突暂时压制下去了，社会危机暂时得到缓解。但土地私有化改革也造成了土地分配不公以及大量移民的出现。这一社会矛盾尖锐存在，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危机没有消除，潜在的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如果给予斯托雷平足够的时间，也许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消弭社会矛盾，让俄国度过政治危机。但从长远看，斯托雷平这种铁腕政治毕竟是人治，而非法治。没有良好的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做保障，仅靠强人政治铁腕治国是不可能持久的。他本人的不幸命运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多次遭遇革命党的暗杀。1911年9月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遇刺身亡，国家失去了强有力的执政者。这是俄国历史上的重大悲剧。斯托雷平这一铁腕人物死后，尽管俄国经济还在惯性发展，然而社会却迅速陷于无序和混乱，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俄国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意党，作为恐怖主义组织，其毫无道德底线的暗杀行为，给俄国政治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面对这些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所发动的一系列疯狂举动，俄罗斯当时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1909年3月，俄国出现了一个路标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人。他们看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出版了《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一书，对俄国知识分子抛弃东正教信仰和道德，充满仇恨，好走极端，好大喜功，没有道德感和法律意识，实施恐怖主义，颠覆俄国正在推进的宪政改革，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危险倾向进行了尖锐而严厉地批判。

《文集》指出：“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对国家的背叛和疏离以及对国家的敌视是他们唯一的思想形式”。“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与俄国历史形成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根本没有将宗教信仰带进这种斗争”。“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政治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见格尔申宗等：《路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处引自张建华著：《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路标派的出现，深刻说明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已经陷于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失去了起码的理性和道德约束。但可惜路标派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唤醒那些疯狂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反而被革命的喧嚣所淹没。正如金雁所说：“俄国知识分子政治观中特有的、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导致了他们道德上的堕落和政治上的激进……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原因所在。”（金雁：《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2007年10月9日《南方周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正是俄国沙皇专制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造成东正教（基督教）的官方化和世俗化，造成教会在立宪改革中的缺位，导致君主立宪改革的失败和俄国人普遍的信仰缺失和道德堕落，导致暴民政治和恐怖主义的兴起。基督教是马克思共产教的天敌。可是俄国由于东正教（基督教）的衰败，马克思主义的天敌不复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乘虚而入。这就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大规模传播和列宁主义得以产生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