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环境与古代君主制的起源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三皇时代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权力公有、民举贤能的时代，是敬于神忠于民的时代，是大道运行的时代，有民主政治的萌芽。而小康社会虽然是一个天下为家、大人世及的社会，但在尧舜时期，却出现了部落首领大会推举天子的制度，社会的上层有相互制衡的共和体制，所以有英明的君王出现。这两个时代都是后世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这两个社会，最后都没有向古希腊、古罗马那样比较成熟的民主、共和社会转变，反而最后发展到君主专制的社会。这其中的原因在那里呢？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人们今天很难真正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应该是中国没有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

有一个精卫填海的神话说，女娃是炎帝之女，她想游过东海，可是东海太大了，她被淹死在茫茫的大海之中。她的灵魂化成精卫鸟，天天衔西山的石头和树木，抛入东海，想把东海填满。可是，她没有能够成功。于是，她发誓不再饮东海之水（见《山海经•北次三经》、《述异记》）。

东海就是如今的太平洋。这个神话让人们想到，古人曾经想征服太平洋，航行到海外去，可是他们被浩瀚的太平洋吞没了。也许这种航行还不止一次，也许还不是一代人，也许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冒险的航行，结果都没有成功，无数的人被大海吞没，无数的人葬身鱼腹。

在无数的航海冒险失败之后，古人终于意识到，大海是无法逾越的。但是，征服大海的欲望，并不因为无数次的失败而泯灭。于是，在古人的幻想中，就出现了一只神鸟，是圣人炎帝之女的灵魂所化。她因为想游过东海，结果溺水而死，于是化为精灵，成为神鸟，天天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希望有一天，大海被木石填满，人因此能走向大海的彼岸。但是，就是神鸟也对大海的辽阔无能为力，只好发誓不饮东海之水。

这个神话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古人征服大海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古人对大海的强烈憎恨。在无数次的航海失败之后，无可奈何的古人只好轉向内陆生存和发展。于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就与大海隔绝了。

这种隔绝的后果是，古代中国人只能在内陆以农业谋生，而不能以经商为生。海上贸易的不发达，使商业竞争和信息的交流受到限制。因为陆地上经商运输成本很高，大规模地运输商品在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难以进行。所以当时的古人只能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从远古至夏朝建立之前，虽有简单的市场交易的传说，但均没有产生出大商人的传说故事，所有的神话传说基本上是以农业为题材。从有巢氏、神农氏到黄帝、禹帝直至西周的井田制的传说，都是与农业息息相关。所以中国远古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不构成家庭和部落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农业是家庭和部落的主要经济支柱。

可是从事农耕却是分散经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信息交流，不需要争论，不需要话语权，只需要和谐和安宁，所以不需要公共场所。人们只关心天气和收成，不那么关心政治。由于没有公共场所，执政者就没有机会向民众发表演说，表达自己的执政理念，让民众了解和进行辩论。国家政治没有赋予完全的公开性。民众也很难充分张扬自己的权力和个性。这就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古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制度很难延续下来。这与古希腊地处地中海商业发达的情况刚好相反。

古希腊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人群都集中于城邦，形成了独特的市民社会。人们都喜欢集中在城市的广场等公共场所，交流商业信息，议论时政，而建立在这种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结构，是由公民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来选出城邦的管理者，从而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索利在《雅典的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一书中，分析了雅典民主的起源，指出：“雅典人的传说中提到，最初有一段君主专制时期，之后则是通过阿瑞奥伯戈斯会议行使权力的上层贵族统治时期。”从约翰•索利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在公元前700年前后，雅典的贵族会议就取代了君主专制政体，由贵族会议选出执政官来管理各个部落的事务。贵族会议设有3位执政官，分别主管宗教、军事和行政。但并不是民主体制。后来经过梭伦的改革，才逐步向民主体制转变。可见，在文明的萌芽时期，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差别并不是太大。当时希腊和中国社会都是由血缘部落所组成，都是氏族社会。氏族成员都是有权对部落的事务发表意见的。事实上，在中国远古的部落时代，也有民选贤能的民主形式，在尧、舜时代，也有各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大会，以选出部落联盟首领，同时讨论和决定部落联盟的一些事务。最高权力的更替是通过“禅让”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与古希腊的情况有些类似。

但是，由于古代中国人追求财富的手段是发展农业生产，而不会是经商。商业的不发达，使中国难以产生独特的城邦市民社会，难以产生信息透明、有充分民意表达和争论的公共场所，民众没有参政议政的机会，打不破血缘世袭制度和由少数人垄断政治的局面。因此，就很难导致民主政治发展，却为强权和专制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大禹之后，启之所以能够废除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而行王权世袭，并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城邦市民社会，缺乏民主、共和政治广泛的社会基础。启无须考虑民众的意愿，而只要用武力征服别的部落首领就行了。

而且，在远古农业生产工具极不发达的情况下，生产的效率很低，所以当时社会的物质成果很贫乏，很难满足统治者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和奢侈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征服别的部落，夺取生存资源，是统治者的一件大事。而且，与进行商业运输成本高昂相反，陆地上发动战争却很容易，只要将别的部落打败，就可以得到许多好处，比经商容易。所以通过战争使别的部落臣服，然后纳贡，这是获得生存资料的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远古社会各个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

但是战争带来的只能是强权和暴力。史载夏朝建立之后的400年间，发动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如伐有扈，伐蒙山，伐有施、克有缗，等等，诸侯商汤不履行贡职，夏桀乃“召汤而囚之于夏台”（见《史记•夏本纪》）。史载夏王国先后征服的异姓部落有防风氏、陶唐氏、有穹氏、昆吾、薛、任、施等大大小小上百个部落，这些被征服的部落必须定期入夏都朝觐夏后，进贡本部落出产的物品。《左传•宣公三年》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又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夏王朝与臣服的部落诸侯之间，存在一种纳贡制度。这既是部落诸侯向夏王朝臣服效忠的标志，也是夏王朝夺取生存资源、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这种物质上的利益争夺，是远古社会统治者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也是远古中国社会由“群龙无首”向“群龙有首”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内陆文明的形式，是古希腊社会所没有的。所以，古代中国的文明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一样，都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民主政治，只有古希腊、罗马社会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地中海的商业造成了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模式。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古代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的产生，也是与中国古代内陆的农业文明相联系的。因为从事农业生产与经商不一样，经商需要四处奔波，需要独立承担市场的风险，需要高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不论是谁，就是父母长辈，都无法左右商人的判断。对商人来说，赚钱盈利是最高目标，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产生唯长辈之命是从的宗法伦理关系，无法产生家族血缘的礼仪纲纪。

可是从事农业生产在古代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并不承担市场的风险，只要一家人努力劳动自给自足就是了。而且农业不需要四处奔走，不需要面对市场的竞争，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上下长幼有序，孝敬赡养老人，遵守长辈的教导，祭祀祖先。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里，统治者很容易把家国相联系，把孝敬老人和忠于国家（即忠于统治者）紧紧相连。于是“亲亲”和“尊尊”很容易成为农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统治者很容易通过祭祀、丧葬、婚冠、宾客、占卜等各种礼典，将姓族组织的模式移植到国家组织之中，建构出一个以“忠”、“孝”为本的，以姓氏血缘关系为主轴的家天下的统治权力机构，使家族强权暴力与国家强权暴力融为一体。“大人世及以为礼”，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姓族制度与国家组织结构的这种融合，导致家、国合一，国与家不分的结果，家之“礼”即国之“法”。逾越了“礼”，不服从家长和君主的管制，便是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秩序，就会受到刑法的惩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因此可以说，封闭的内陆环境是中国古代产生强权暴力专制统治的主要原因。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