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的传说与原始民主制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在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次，孔子参与蜡祭，充任蜡祭饮酒的宾客。祭祀完毕，孔子外出到门楼上游览时唉声叹气。当时子游在他的旁边，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气呢？”孔子回答说：“大道施行的时代和三代英杰辈出的时代，我都没有赶上。”

接着，孔子描绘了那时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社会。在这个大同社会里，大道在运行着。那么，什么是大道呢？为什么孔子会把大道之行与远古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呢？对此，《左传》的解释是：“所谓道，忠于民而敬于神也。”（见《左传·恒公六年）。在大同社会，人们为人处事的原则，第一是要敬于神，第二是要忠于民，头上有上帝，心里有人民。在大道运行的时代，人们的行为有严格的道德规范，是不可以用强权和暴力胡作非为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孔子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权力和财产都公有的社会。在大道的严格约束之下，人们遵守社会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主要表现是“选贤与能”。也就是说，管理社会的人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而不是由少数人垄断权力。因为权力不被个人垄断，所以保证了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因为坚持了权力的公有，所以保证了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由于社会权力公有，人人平等，所以“谋闭不兴”，没有人搞阴谋诡计，也没有军队和战争。

从全社会民众参与选举贤能的事实来看，“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是一种民主的形式。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当时社会举行选举的方式，但可以想象的是，这是相当久远的原始社会时代，当时部落社会规模很小，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一起选出他们认为贤能的人出来带领大家谋生存，应该不是特别复杂的事情。在这个人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渔猎，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抗拒自然的灾害，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当这个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担负其责任时，部落成员又重新选出别的人来领头。所以这个首领的位置不会是终身制的。在大同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帝与王。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三代”大同社会时期是早于尧舜时代的远古社会，还没有“圣人”出现。这也说明，大同社会的“选贤与能”，体现了古代儒家某种民主的意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礼记》这部书并不是远古社会的人写的，而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其作者也并非一人。其中可考者，较多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作。所以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它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大同社会的权力公有是纯粹的儒家理想，还是有所依据呢？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来看看中国最早的文献《易经》。《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就是“河图洛书”的传说。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氏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这就是后来《易经》的来源。于是，“河图洛书”和《易经》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其历史至少在4000年以上。后来的儒家、道家等各家学派的思想都是从这里发挥出来的。传说固然有虚构的成分，但《易辞》上说，包犧氏（即伏羲氏）仰头观望星象，俯首观察大地，从鸟兽的花纹，生活的环境，外界的诸多物象中受到启发，创作出“八卦”的图形，应有一定的史实基础。之后经历代发挥，加以改进，特别是后来经周文王加以演化，孔子的发挥，才成为今天看到的《易经》。

《易经》上的《乾卦》用九爻辞说：“见群龙无首吉。”意思是要看到群龙无首才吉利，反过来说，只要群龙有首，就不吉利。为什么要看到群龙无首才能吉利呢？这话是不是违反了逻辑呢？其实认真思考这句话，就会发现这句话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群龙有首必然有争，大家都想成为首，都想出头成为统治者，必然要进行争夺，有争夺就会发生战争。所以只有群龙无首才能无争，无争才能消弭战争，才能太平，所以说吉。也就是说，只有不设“首”，大家平等相处，才能无争。用于人事，是一种反王权思想。

《易经》的经文是这样的思想，传文也是如此。《彖传》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庶物即是庶民，《彖传》是从提高庶民地位的角度解释的。既然群龙要争，干脆以庶民为首，也就是把庶民提到首位，让庶民自己当家做主。这样各个部落之间才能得到安宁。这里的国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各个部落建筑的城邦。《象传》则借“上天”来压人，以震慑群龙，警告群龙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本来平等，无所谓首。其实《象传》说的也是实话，这茫茫大地，究竟谁该为首，谁该为“尾”？既然为首都是争夺得到的，那么为“尾”的就是争夺失败的结果。《易传•文言》再次肯定了用九的爻辞：“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也就是必须按用九爻辞说的“群龙无首”，天下方才可能得到治理。（参见任俊华《儒家大同、小康思想与〈易经〉的渊源关系》一文的观点）。

《易经》用十分隐晦的语言，对王权进行了否定。由于它成书年代的久远，因此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从神话传说看，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包犧氏（伏羲氏）作八卦，结绳而为网罟，教人渔猎。这在《易经》上都有记载。可见神农在伏羲之后，社会进入到了农耕时代，而且有了私有产品的简单交换，使大同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但依然还是一个财产公有的社会。在当时的社会，在敬于神、忠于民的大道约束之下，显然是没有强权和暴力的。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也许并非真有其人，而是部落民众选举出来管理社会事务的贤人。是后人把他们神化了，使他们成为了“圣人”。所以，《易经》和《礼记》所描绘的权力公有、民主选举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王权专制的时代，是中国一元化文明还没有产生的时期。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