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与圣人时代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黄帝虽然平息了当时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但是黄帝并没有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当时依然是部落林立。黄帝可能是在武力的支持下，实现了部落之间的联盟。黄帝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其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12姓，可能就是12个部落的首领。从这里可以看到黄帝时代是部落联盟的时代。

黄帝死后，他的后代又与其他部落实行联盟，形成了巨大的政治联合体。部落首领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世袭的。而且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部落联盟的首领，每遇大事，可能召集这些部落首领前来商议解决。到了尧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各个部落的力量增大了，而部落联盟的首领的力量相对减弱了，对各个部落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部落的首领对联盟首领的号令也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提出批评。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也没有从前那样神圣了。于是“尧帝禅让”的故事也就发生了，也就是原来黄帝时帝位父子传承的规则被打破了。

《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珠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珠病；授丹珠，则天下病而丹珠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授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然而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中国，统治者把权力看得比生命还重，怎么可能随便把王权让给他人？

对于这一点，连孟子也不相信。《孟子》记载说：一次，万章问孟子：“尧把天下给予舜，有这个事情吗？”孟子回答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予人。”

孟子说，舜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并不是尧禅让给他的，而是他得到民心的结果。舜辅助尧治理天下28年，这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办得到的，这是天意。尧死后，3年丧事结束，舜为了让尧的儿子丹珠能够继承天下，自己躲了起来。可是天下诸侯见天子时，不到尧的儿子丹珠那里而到舜这里；打官司时，也不到尧的儿子丹珠那里而到舜这里；歌颂的人，不歌颂尧的儿子丹珠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正因为这样，舜才回到都城，继承天子之位。

什么是天意？孟子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是说，舜敬天顺民，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得到天下，而不是尧帝禅让给他的。但是在王权时代，普通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权力的转移百姓也不得与闻。那么，这个“民”自然就是指当时各个部落的首领了。也就是说，舜在帮助尧管理天下时，显示出高贵品质与才能，逐步掌握了实权，架空了尧帝，与各个部落首领关系密切。因此，各个部落的牧伯们共同推举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最后演绎出了“禅让”的故事。所以古代有“舜逼尧”的传说（见《韩非子•说疑》）。可见，平等式的邦国联盟中的力量对比有利于舜，这是尧“禅让”天子之位给舜的社会基础。当然，尧帝“敬顺昊天”（《史记》），对权力有一种谦卑的心理，主动放弃权力，也是“禅让”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部落首领都拥护舜，所以后来舜遭到了三苗、驩兜等部落的讨伐，导致天下大乱。舜帝只好发兵征讨，平息了叛乱。

至于舜后来重演尧的故事，将天子之位“禅让”给禹，应该也是部落联盟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由于禹在舜帝时治水有功，加上后来在帮助舜帝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逐步取得实权，在邦国联盟中的力量超过了舜帝。于是，后来被各个部落的牧伯们推举为天子，舜帝也只好禅位给他。所以古代有“禹逼舜”的说法（见《韩非子•说疑》）。禹帝将舜帝流放到遥远的南方苍梧山，即今天的湖南九嶷山。舜帝后来死于此地，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伤心痛哭，泪洒竹林，留下斑斑泪痕，所以后来的文人把那里的斑竹附会为娥皇、女英的泪痕。斑竹的故事当然是民间传说。《史记》记载，舜帝治理天下，“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后来“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还说“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可见，舜帝也敬畏上天，具有谦卑的心理，能够在当时大权旁落时主动“禅让”，使最高权力实现和平的转移，不失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君王。

禹帝吸取了尧帝和舜帝大权旁落的教训，于是加强了统治。《韩非子•饰邪》记载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在《国语》等古代文献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大禹在会稽山上朝见诸侯，防风君作为一方诸侯，朝觐迟到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可是防风君却因朝觐迟到而遭到杀戮，足见大禹对诸侯的严厉控制，以杀防风君而震慑其他诸侯。大禹在他的晚年逐步将军政大权交给他的儿子启掌管。据说禹在执政的后期，曾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过继任人的人选问题，表达了希望儿子启继承父位的愿望，但没有被其他部落首领所认可。议事会先是推选了皋陶，因为皋陶很快就死了，后来又推选伯益，作为禹的继任人。禹只好将王位“禅让”给伯益。但伯益没有掌握实权，成为傀儡，最后启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从此恢复了黄帝部落初期父子相传的古老的世袭制和终身制，废除了“禅让”制度。

可见，在五帝时期的小康社会，虽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权力公有制度已不复存在，但是在部落上层的统治者之间，还有对最高权力的制衡机制，在上层社会还有共和的体制，所以最高权力的转移还是通过部落联盟大会推选的方式来进行。虽然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之上，是以强权和暴力为其基础，但毕竟还是没有发展到君主专制的阶段。由于部落上层有对权力的制衡和选举制度，因此能够有力地监督和制约天子的权力，并能把德才兼备的“圣人”选举到最高权力的位置，担任部落联盟的盟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帝、尧、舜、禹的时代，是一个被后来儒家之为“圣人”的时代，政治开明，经济发展，被后世儒家津津乐道。例如尧帝实行德治，“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见《尚书•尧典》），不使用暴力，关心民众的生活，所以天下太平，为后世所称颂。还有舜帝为部落盟主时，在政教上也非常成功，建树颇多。不仅设置了水、农、渔猎、兵、刑、工、礼、宾9个官职，由禹总理，而且放任其他氏族部落的贤才“八元”、“八恺”掌政教与礼教，由各地首领四岳十二牧自治，天子定期巡视天下。他还在交通路口设置“谤木”，以便民众在木牌上谤议朝政；在自己的大门口置“谏鼓”，以便民众有事可击鼓以达天听。为了消除水患，舜帝派大禹治水。大禹治水13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数次过家门而不入，终于运用疏导的办法将洪水制服。这种身劳天下的伟大功德，使社会政治与道德并兴。

可是禹帝执掌最高权力之后，特别是他的儿子启即位之后，社会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夏氏政治、军事力量的迅速壮大，打破了尧、舜时期各个部落的政治、军事的平衡状态，使禹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特别是他的儿子启即位后，强化个人的权力，部落联盟会议逐步丧失了权威。各个部落首领联合推选天子的制度被取消了，对天子的监督力弱化了，社会上层互相制约的共和体制废除了。由于夏启是通过阴谋手段夺得部落联盟首领地位，在当时“天下万国、部落林立”的局面下，虽然一些部落首领臣服于夏朝，但也有很多异姓部落对夏启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反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启即位，当时的“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应该说，反对夏启的部落不止有扈氏，还有很多别的部落，后来都是通过发动战争才征服这些异姓部落的。这种以暴力征服的结果是使其他部落与夏的关系，由邦联式的平等关系，变成了“臣服”和“纳贡”的关系，变成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夏后甚至对其他部落的方伯（首领）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其他部落方伯必须定期向夏后纳贡。而夏朝的最高权力实行宗法世袭制和终身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军队、官吏、刑法、监狱等公共权力系统，这标志着早期国家的正式诞生。所以，历史上有“禹铸九鼎”的传说（见《墨子•耕柱》载：夏“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史记•孝武本纪》载：“禹铸九鼎”）。因此中国第一个王朝是夏王朝。可以说，夏王朝是古代中国一元化文明形成的时代。

从原始部落天下为公、民选贤能的大同社会，发展到夏启建立君主世袭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民权的消失与王权的强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