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军当年的教诲我不会忘怀

李振军是湘西凤凰县人氏，是凤凰人的先进。我也是凤凰人氏，所以很小就知道他的名字。小时候听大人谈论，现在凤凰人哪个的官最大？不消说，就是李振军。那时是1968年，我还小，只有13岁，是凤凰一中的初中生，只配参加文革中的小青蛙战斗队，而李振军当时是在湖南支左的解放军47军副政委，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在活着的凤凰人中，李振军当时的官最大。因此谈起他，大人总是伸出大拇指。

小时候的听闻只是朦胧的记忆。我第一次读到李振军的文章，还是在1980年代。那时我已经调到湖南人民电台当记者了，有一天我忽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李振军的文章，回忆他随解放军南下的事情。文章里说，他那时是一个团的政委，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就是他这个团里的战士。而且文章里也谈到了董存瑞炸碉堡的一些具体细节。文章写的很感人，文笔也很好。

看完这篇文章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可能是从小受到的革命教育，对董存瑞十分地崇敬，而李振军居然是他的领导，我当时对李振军这位家乡前辈的敬意顿时油然而生。在我的心目中，李振军真是凤凰出来的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但那时，我根本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见到这位家乡的大人物。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见到李振军是在1987年的10月份。那时他已从武警总队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当时海南改革开放，很多人都想下海到海南去创业。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有个好朋友叫段育林，在湖南省文联工作。他曾经是李振军的警卫员。我跟他谈起我的想法，想请李振军介绍我到海南去，希望段育林带我去见李振军。段育林当然很爽快就答应了。我们两人就一起去了北京。我记得李振军当时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栋高级干部的公寓楼里。公寓楼里还有电梯。我心里真是惊讶得不得了。

李振军那天刚好一个人在家，他的夫人贺捷生上班去了。他的子女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是一张写毛笔字书法用的。墙上我记得挂着一幅对联，内容是：“淡薄而明志，宁静而致远”。我看过《三国演义》，在诸葛亮的草庐里就挂着这样的对联。字体飘洒俊逸，很漂亮，段育林告诉我：“是首长（李振军）写的书法。”

李振军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带有很深的学者气息的知识分子形象，儒雅而温和。他的前额很高，两眼很有神。虽然有军人的英武之气，但更多是一个儒者的形象。当他听段育林介绍我是凤凰人，又听我说看过他的文章后，很高兴的样子，同我握手时连声说道：“我们是小老乡啊！”他接着问到凤凰的一些情况，问我是凤凰哪里人，我说是木江坪的人，他说知道这个地方，去泸溪、下沅陵坐船要经过那里。还问了一下我在湖南电台的工作情况。当他听到段育林说我想到海南去的时候，他问我想去海南干什么。我说想去办一个公司。想请他或者他的夫人贺捷生写个信给海南省的领导推荐一下。

李振军这时脸色有点严肃，说：“我们写信不见得有用啊。别人不见得买我们的帐。信还是不写的好。”显然是明确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心里有点失望。

他见我很尴尬，就说：“你还年轻，要多读书。你是读书人，应该去干读书人的事情。搞企业不是那么容易的。”

接着他问我读过什么书，写过什么作品没有，我说写了一本熊希龄的传记，他点头说应该给熊希龄写写文章。我离开时，李振军一直把我送到门口，还嘱咐我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不要去做生意。

这一次李振军没有帮助我，当时对我来说有点难过。不过，后来我在海南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让我深深感体会到李振军当时拒绝我是很正确的。他说的“读书人要干读书人的事情”的话，虽然已经过去了27年，但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懂得了人要安守本分的道理，逾越本分去干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我本来是有读书的天分的，做学问是我的特长。不应该放弃我的天分去做我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我很感谢李振军让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

后来我一直没有再见到李振军，记得有一年我去北京，想再去看看他，可是他已经病重住院了。后来听到了去世的消息。我本来想可能跟他们一家的缘分断了，没想到几年之后竟然让我写下他的一些往事。世上的事情真是令人难以预料。

1989年我从海南回到长沙，就在单位上班了。不久，调到湖南日报当编辑。我重新从事我喜欢的历史研究，并开始写作《中国文明的反思》这本书。2007年1月，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完成与李振军当年要我做读书人该做的事情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后来一直是安心写作，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但有些事情也往往是出乎人的预料之外的。就在这本书要公开发行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一些问题，最后没有发行了。事情一拖就是3年，我本来对短时间里要发行这本书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的一天，段育林打电话找我，说李振军的女儿李娟娟找我。在段育林的帮助下，我跟李娟娟通了电话，她问我愿意不愿意在香港出版我的书，如果愿意可以帮助我。我当然非常感谢她的帮助。

这本书很快就在香港出版了。不久，李娟娟从香港到长沙来办事，在跟我谈话时说到她的父亲，我说起我见到她父亲的往事，愿意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一些素材，写一写她的父亲。从那以后，我开始采访一些当事人，收集一些李振军的材料。现在想来，我与李振军前辈还是有缘分的。他当年对我的教诲我一生不会忘怀。我祈求他的在天之灵，原谅我当年的鲁莽的要求。

李振军投身革命摆脱凤凰的历史传统

李振军1920年6月5日出生在凤凰城。这个小城原名镇筸，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古朴而别致。城门上有高大的城楼，飞檐翘角。小石城背靠着南华山，南华山上树木葱茏，遮天蔽日，绵延数十里。

在我幼年时候，山上还残留不少青石板砌成的碉堡和城墙。我后来从《清实录》中读到有关记载，方知道这些碉堡和城墙修建于满清朝乾嘉年间，是满清官府为镇压苗民暴动而修建的。主要原因是满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即湘西废除了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官管辖。由于官员对本地苗族的压迫，导致乾嘉年间爆发石柳邓等人领导的大规模的苗民暴动。满清朝廷调动了10省的兵力，最终才将苗民造反镇压下去。为了防止苗民造反，满清朝廷以凤凰为中心修筑了几百里的长城，作为军事防御之用。凤凰也由县升级为辰沅永靖兵备道，真正成为了湘西的政治、军事中心。

自从成为军事重镇以后，就改变凤凰青年人的命运。这些凤凰青年人纷纷参加当地绿营兵，在历次战争中很多人当上了军官。其中最大的一次机遇，就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曾国藩在湖南组织湘军，其中凤凰就组织了一支镇筸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凤凰青年立下大功，很多人后来成为军官。《凤凰县志》记载，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在对内对外战争中，有名有姓的担任过巡抚、提督一级将军的就有田兴恕、张文德、刘士奇、沈洪富（沈从文的爷爷）等29人。还有总兵、知府、知州一级的将军61名。还有副将55名，参将36名，游击100名。至于中下级军官，人数多达上千人。试想，在35年的时间里，一个地处偏僻，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地方，就出了这么多将军，实在称得上是奇迹了。并且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战功显赫的。如田兴恕在中国近代史上就是传奇人物。

田兴恕少年时家境贫寒，靠卖马草为生。16岁参加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就是在长沙战役中被田兴恕带领的镇筸军打死的。1859年，田兴恕以4500人的军力，在衡阳之战中，面对石达开的30万大军，不畏强敌，居然击毙石达开的太平军2万多人，把常胜将军的石达开打得打败。后来又带兵在贵州多次打败石达开的军队，迫使石达开改道四川，在大渡河安顺场被田兴恕率军团团包围，石达开走投无路，全军覆灭。田兴恕20多岁就当上钦差大臣，官至贵州提督、贵州巡抚。他在任内，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贵州教案，杀害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和3名天主教教徒，差点引起中法战争。本来应该处死，但朝廷不想处死这样的勇将，后被发配新疆，在左宗棠手下效力。在新疆，又是他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带领一支军队，将阿古柏的军队打得打败，收回新疆。田兴恕对国家民族建有大功。

除了田兴恕之外，刘士奇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他率领的由凤凰子弟组成的楚军（湘军的一支，也是全部由凤凰子弟组成），在曾国荃的指挥下，于同治元年（1862年），接连攻克昆山、杭州、泰州、扬州等地，名声大震。1864年7月10日，在曾国荃的总指挥下，刘士奇率领凤凰子弟兵，冒着太平军的炮火、檑石滚石，顶着尸体爬城，最先攻进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南京城），攻陷天王府，为消灭太平天国立下头功，被朝廷授予提督衔。

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就是被凤凰人打败的。但凤凰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30多年间，死于战场的筸军将士估计1万人以上，其中有名有姓的提督3人，布政使1人，道台1人，总兵6人，副将9人，参将4人，知县3人，游击9人，都司16人，守备25人，千总53人，把门总17人，共107人。至于那数以万计的战士，在史料上无名无姓，只是一个数字，他们死后成为远方的孤魂。

正是因为这一显赫的历史，使得凤凰人有了从军的传统。当兵、打仗、进军校，当将军，是凤凰青年的人生理想。同时由于大量在战争中因战功成为满清朝的高官的人，他们感到自身文化的不足，因而对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凤凰的教育因此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朝廷对科举的废除，大量的凤凰子弟走出大山，出外求学，有的留学海外，有的进入军校，有的进入国内名校读书，一时间人文蔚起。

据《凤凰县志》记载，清末民国时期，留学美国、日本的凤凰学生有20名。进入湖南武备学校的11名。进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的10名。进入湖南讲武堂的21名。进入贵州崇武学堂的21名。进入云南讲武堂的13名。进入黄埔军校本校的35名。进入黄埔军校各分校的有50名。进入国民革命军湖南省军事干部训练处的凤凰学生有40名。进入国民革命军湖南省军官讲习所的凤凰学生有46名。进入国民党中央及其它各类军官学校的有43人。

这些凤凰青年很多后来都成为满清和民国的各级军官。其中中将有田应诏、陈渠珍、戴斗垣等9人。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的有31名。至于团以下的中下级军官，人数超过2000人。在这些人中，田兴恕的儿子田应诏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田应诏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南京担任新军第九镇三十四标第三营管带。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进攻南京，三天三夜不克。田应诏自请担率领敢死队，攻占雨花台。在战斗中，他手提死尸遮挡子弹，带领敢死队终于攻进南京城。孙中山对田应诏的舍身忘死精神极为欣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提升他为苏浙联军二十混成旅旅长，守卫南京。袁世凯称帝时，他回凤凰宣布湘西独立，担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后出任湘西镇守使。他和继任湘西镇守使的陈渠珍一道，对凤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有重大贡献。

当然，除了当兵、进军校、打仗，当军官这一传统之外，凤凰也有读书入仕的传统。从嘉庆以后，凤凰在满清时代考中进士的有4人，他们是滕家杰、田应达、王国英、熊希龄。其中滕家杰是嘉庆22年（1817年）考中进士的，他是凤凰第一个考中进士的人。他母亲在24岁时就开始守寡，将儿子培养成才，真是不易。而考中举人的达200多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为满清和民国的各级官员。其中熊希龄当过中华民国的内阁总理。

在纪念李振军的文章里，我写了以上这些看似无关的内容，其实是要表达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说明凤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要摆脱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很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陈衡恪、沈从文、黄永玉、萧纪美等为数极少的人，后来走上了科学和文学、美术的道路。

陈衡恪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著名的维新人士陈三立。他的弟弟陈寅恪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陈衡恪1875年出生在凤凰，因为他的祖父陈宝箴当时就在凤凰担任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道台。在凤凰整修河道、发展教育，做过不少好事，至今犹为凤凰人称道。陈衡恪从小喜爱画画美术，但很早就离开凤凰，基本上没有受到凤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来留学日本，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这一点，为中国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所证明。《辞海》认为丰子恺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但丰子恺说他是受到了陈衡恪的影响。但他48岁英年早逝，梁启超在悼念陈衡恪时说：“陈衡恪的去世是中国文化界的地震”。沈从文早年从军，后来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醒悟到当兵没有意义，于是在陈渠珍的帮助下，脱离军队，孤身一人到北京以创作为生，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影响巨大。黄永玉，从小追求艺术，很小出外流浪，成为著名的画家。留学美国的萧纪美，1957年从美国回到中国，担任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几个人虽然没有走一般凤凰子弟的人生道路，但终究没有离经叛道，还是在凤凰文化可以接受的范围。而真正与凤凰历史文化决裂、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的人，不仅人数更少，而且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追求新思想的理想。这是因为凤凰不是江西以及湖南茶陵等地的革命老区，凤凰一直是地方自治的军事重镇，人们思想传统保守，难以摆脱人生的宿命。在那时的凤凰，谁要是参加共产党，造反革命，是要被人看成是危险分子，是悖逆祖宗，不忠不孝的坏人，是遭到严厉惩罚的，是不会被人同情的。如凤凰的戴钟萍，出身于凤凰的名门望族，爷爷是满清时的大官，父亲是同盟会员，担任国民党独立第十师参谋长，伯父、二叔、三叔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可是她却参加共产党，在凤凰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因为她家族的关系，当时只要她家里人出面说几句话，就可免于死罪。可是戴家的人没有一个人出面说情，反而认为戴钟萍“败坏门风”、“有辱先人”，这种人“不必留在世上”。戴钟萍最后被残酷杀害，牺牲时仅19岁的花季年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朱早观、刘祖春和李振军等少数几个人能够摆脱凤凰历史文化的束缚，毅然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对革命的信心。而在朱早观、刘祖春、李振军三个人当中，李振军参加革命还更加不同。这是因为朱早观与彭德怀是湖南讲武堂的同学，受到彭德怀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大，而且，1937年他任新编34师长沙办事处处长时，是彭德怀写信要朱早观去延安的。1950年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1955年8月突发心脏病逝世在办公桌上。

刘祖春是当年经沈从文的哥哥沈云楼推荐到北京找沈从文的，是在沈从文的帮助之下考上北大，之后当上记者，接触到共产革命的思想，转而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46年曾在重庆担任博古的政治秘书。1949年后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文革后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兼教育部部长。

唯有李振军不同。他父亲李翰声，号伯雅，只是清末的一位秀才，一生以教授私塾为业，1872年生人，1943年去世，终年71岁。他的母亲余万莲，苗族，识字信佛，为人善良，1881年出生，1953年去世，终年72岁。李家子女共有2女8男，李振军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从家庭情况看，李振军并非出生于凤凰的名门望族，官宦人家，而是出生在凤凰一个较贫寒的家庭，在地方上没有地位，家中子女甚多，生活不可能富裕。也就是说，由于家庭地位的卑微，李振军不可能得到当地权势人物的提携，也可能正是这一点，使李振军从小就产生了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思想，进而最后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共产革命、救国救民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振军是幸运的，因为他1933年13岁时，从凤凰县立模范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沅陵教会中学读书，离开了凤凰。上这所学校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教会学校不收学费。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教会学校除教授一般的知识之外，还要教授大量的神学知识，还有大量的宗教仪式，这些是李振军接受不了的。后来他离开了教会学校，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有名的常德国立三中。这所学校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奖学金，也不用缴纳学费。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国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国难当头的形势，每一个热血青年都绝不甘心当亡国奴。当时四处传唱着聂耳创作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其中“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等振奋人心的歌声，深深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也震撼着年轻的李振军的心灵。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热爱艺术、追求进步的李振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救亡运动，以歌声和戏剧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6年16岁他考入长沙读高中，在长沙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声歌咏团。当时歌咏团主要演唱的就是聂耳创作的爱国歌曲，鼓舞人们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李振军工作热情，学习努力，而且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以及共产党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有坚定的信仰，经学运领导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那时国共还没有合作，长沙依然还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共产党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就一般凤凰人来说，都是不会加入这些活动的。据李振军家人回忆，当时李振军的父亲对儿子的举动十分担心。他在常德的亲戚专门赶到长沙，劝阻李振军参加救亡活动，甚至要他回凤凰。但李振军拒绝了家人的要求，继续留在新声歌咏团工作，体现了一个热血青年不怕牺牲，为反抗侵略、反抗压迫、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党组织介绍李振军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入伍，从此李振军完全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也走上了一条与凤凰青年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毫无疑问，在李振军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凤凰子弟英勇无畏的性格，但多了一份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勇气。这是李振军令人敬佩之处。因此，在这里我一方面深深敬佩李振军的勇敢和追求，一方面也感叹当时凤凰青年军人的悲剧命运。三年国共内战时，山东莱芜战役中的国民党新编七十七师全军覆灭，师长田君健自杀身亡。而田君健就是凤凰人。该师的上万官兵绝大部分是凤凰的子弟。正是这一战，将凤凰的军人彻底消灭殆尽。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些凤凰的青年士兵，在各次战役中浴血奋战。在淞沪之战中，由凤凰子弟兵组成的一二八师，奉命固守嘉善那道国防线，原本只计划守3天，结果整整守了5天，全师大部分官兵在日军的优势炮火下阵亡。接着继续补充兵员，以“荣誉师”的名义继续开赴前线，在南昌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战役中，再次与日本侵略军激战，再次死伤大半。在抗战中，凤凰为国家民族所作出的牺牲是十分巨大的。然而历史的悲剧就在于，抗战胜利之后，凤凰的青年军人在一种盲目的、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情况下，被作为新编七十七师参与内战，结果全数死去。凤凰的军人传统从此断绝。“筸军”这个在近代史上令敌人胆寒的名词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今天，当千万人兴致勃勃地赶到凤凰去旅游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在如此风光明媚的诗情画意之地，竟掩盖着如此血腥的历史。

当年，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沈从文听到莱芜战役七十七师全军覆灭的消息时，那种从心底涌出的悲哀该有多么的深重。后来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的文章里，是这样写下了自己的心境：“县城不到六千户人家，人口还不及两万，和附近四乡却保有约二千中下级军官，和经过军训四五个师的潜在实力......每一家都分摊了战事带来的不幸，因为每一家都有子弟做中下级军官，牺牲数目更吓人。我们实在不能想象一个城市把成年丁壮全部抽去，每家带来一份死亡给五千少妇万人父母时，形成的是一种什么空气......”

他还写道：“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想起整个国家三十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有谁能理解沈从文当时的心境呢？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与侵略者殊死搏斗，这种牺牲是义不容辞的、伟大的。可是一个个热血青年死于自己同袍的枪口之下，这样的战争怎能不令人痛心！今天，当我意识到正是三年内战毁掉了中国宪政民主的前途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沈从文当年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凤凰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我不能不想起那些在莱芜战役中白白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凤凰青年子弟的冤魂。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原因让凤凰那些优秀的青年军人遭到如此的悲剧命运？难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中国人自相残杀这一人间惨剧的发生吗？

李振军依然保留凤凰人正直善良和热爱文化的品质

为了了解李振军的历史事迹，我采访了不少当事人，尤其是他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这些当事人大部分是他的同事，有的是他的秘书，他们所谈的大多数是一些政治语言，例如他们说李振军党性强、大公无私、遵守党的纪律，阶级觉悟高、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等等，但对我来说，我并不关心这些东西，我关心的是李振军作为一个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身上是不是依然保持着一个普通人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

在采访中我发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在那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遭到巨大劫难的艰难时期，在那个毁灭中国文化的不幸的年代，李振军在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上，依然保留着两个最重要的品质，第一是正直善良，不趋炎附势。据当时担任湖南省委接待处负责人的肖根如回忆，文革中叶剑英元帅被下放到湖南湘潭，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振军，并没有因为当时的“四人帮”得势而对叶帅落井下石，而是不畏“四人帮”的权势，而给予叶帅多方面的生活上的照顾和关心，使叶帅在湖南能够平安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这一点，不仅体现了李振军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维护党的团结的党性立场，对“四人帮”的斗争精神，更多的体现了一个人正直善良的道德品质。这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品质。

第二，重视文化。李振军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分管的主要是宣传文教的工作。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诞的岁月里，他顶着压力，领导创办了湖南电视台，实现了湖南电视台自办彩色电视节目的目标，同时创办了湘潭大学，并兼任湘潭大学的校长，领导发掘了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特别是冒着遭到“四人帮”迫害的危险，主持编写演出了湘剧《园丁之歌》。

据当时在省委工作的雷鸣、李振强、肖根如等人的回忆，《园丁之歌》拍成电影公开上演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非常恼火，认为这出戏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在全国进行批判。在北京的一次大会上，江青当场指着李振军说：“振军同志，《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是毒草，你们知道吗？”面对全国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李振军和湖南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受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振军并没有屈服，在他看来，赞扬老师教书育人，追求知识文化，是没有错的。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李振军之所以支持湖南湘剧团演出这出戏，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凤凰人热爱文化的传统在李振军潜意识里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有幸的是，毛泽东在回湖南的时候，看了《园丁之歌》，认为是一处好戏，给予了肯定。这给予了李振军和湖南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很大的鼓励，抵制了江青等人的批判和追查。

李振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文革那个毁灭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的年代，他曾书写清末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条幅以自勉。在他领导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发掘过程中，面对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压力，他对文物的保护和宣传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就足以证明。

我为家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先进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