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由大宪章》与蒙古军队的大屠杀

——《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

蕭建生

一

1215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就是英国国王约翰颁布了《自由大宪章》。它标志着西方立宪政治的开始和古希腊、罗马多元文明的复活。

说来也很奇怪，这是一部贵族和教会为限制王权而与国王约翰签订的法典，却由国王来颁布，这其中自然隐藏着深刻的背景。

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频频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约翰便大量征税，如对贵族的每块封地加征兵役免除税2.5马克，各港口加征商品税1.5马克等等。同时，约翰还大肆掠夺教会的财产。这样一来，约翰与贵族和教会的矛盾日益尖锐。

1214年，约翰决定进攻法国。但由于骑士们厌战，7月战争终于失败。浩大的军费开支，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并导致了英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荒唐的约翰，不但不采取缓和矛盾的措施，反而下令对所有的骑士，加征3马克兵役免除金。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终于激化了社会的矛盾。于是，贵族和骑士们联合起来，发动暴动，反对国王。1215年5月，起义部队攻进了伦敦城。约翰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教皇的决定，与贵族和教会谈判。6月15日，国王约翰和25名男爵签订协议，这就是著名的《自由大宪章》。

《自由大宪章》是国王向贵族、骑士们妥协、让步的结果，也是革命的势力对国王宽容、让步的结果。当时，如果革命的势力不肯让步，而是冲进王宫后，把国王捉起来杀头，另由别人来当国王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大宪章》的诞生。同样，如果国王也不肯让步、妥协，而是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把革命势力消灭掉，那么，国王的专制统治就将更加强化，那就更不可能有《自由大宪章》的诞生了。

这件事情深刻地告诉人们，立宪政治和民主、共和的诞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妥协、让步的结果。这就需要宽容、谅解的精神。没有妥协、让步、宽容、谅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的诞生，人类就永远也不可能走出专制政治的魔影。

《自由大宪章》规定，贵族特权不得受到侵害；除非经合法审判，国王不得随意侵害人身自由；非经“贵族大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收额外税金；保护市民的商业自由，统一度量衡等等。它始终贯穿着“王权有限”的精神，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和监督，为贵族、教会和市民反对王权专制奠定了法律和政治基础。

《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国王亨利二世1166年颁布的《克拉林敦条例》的继续。在这个条例中，亨利二世宣布在英国废除《神命裁判法》，建立司法陪审员制度，以实现司法的公正，使人权获得了法律的具体保障，这是英国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自由大宪章》诞生之前的二百多年，中国大宋王朝的皇帝赵匡胤就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可以说这是比英国《自由大宪章》更早的自由宪章。但赵匡胤定下的宪法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不同，赵匡胤定下的宪章，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开明的反映，虽然也体现了“皇权有限”的精神，但由于缺乏反对势力的制约，所以它是不可靠的，会因人而异，随时可能改变。而《自由大宪章》则不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冲突中通过谈判达成的，是不会因人而异的，不管是谁当国王，都必须遵守。由于反对势力的存在，所以，如果哪个国王不遵守，就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战争。所以《自由大宪章》是英国最早的成文宪法，也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它至今依然是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它的签订，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宣告了欧洲社会开始挣脱了中世纪君主专制的枷锁，而走上共和、立宪政治的道路。这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是英国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约翰国王死后，亨利三世继位。由于亨利三世屡次违反《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于是，蒙福尔伯爵于1265年把亨利三世囚禁，并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这就是英国的首届国会。人类社会建立国会自此开始。这是英国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

1295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争经费，再次召开国会。这次国会史称“模范国会”。此后国会经常召开。1297年，国会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此后又获得了立法权。1343年，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教士和贵族组成，俗称为“贵族院”。下院由武士、平民组成，俗称为“平民院”。至此，国会成为了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西方文明从此像一轮红日，在欧洲的天空上冉冉升起。于是《自由大宪章》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英国先进的共和政治在当时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就像当年古希腊、罗马民主共和政治一样，面临着被野蛮民族消灭的危险。英国先进的宪政制度之所以没有遭到古希腊、罗马民主共和政治一样的厄运，是因为英国人比古希腊、罗马人要幸运，这就是英伦海峡阻隔了野蛮民族军事的进攻。自然屏障保护了英国民主、共和、宪政制度能够生存下来，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这是西方人的幸运之处。如果英国地处东欧或者中亚，那么，这一先进的文明，也有可能如同大宋文明一样，完全消失在野蛮的蒙古军队的铁蹄之下。谁敢说英国宪政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出于一种偶然性呢？

二

比较英国与中国宋朝的文明水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宋朝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以及人民的生活等等都远远高于英国的水平，但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方面，中国宋朝却没有英国完善，特别是在最高权力的转移和对权力的制约方面，中国宋朝不能与英国相比。宋朝虽然有种种自由、开放的多元化政策，但在制约皇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宋朝社会制度显然没有英国完善。

但是，大宋王朝与英国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两国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己先进的文明不受外敌的侵犯，不被外敌消灭。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成果能不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发扬光大，完全取决于这两个文明的幸运程度。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完全要靠碰运气。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代表西方文明发展方向的英国共和、宪政制度是幸运的，因为它没有受到蒙古军队铁蹄的践踏而灭亡，后来成为世界文明的潮流而席卷全世界；而代表东方文明发展方向的大宋文明是不幸的，因为它没有得到大海的保护，所以受到蒙古军队铁蹄的践踏而被消灭，后来没有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丧失了在世界多种文明中的竞争能力和应有的地位。中国人没有英国人那样的好运气。

如果大宋文明没有被蒙古军队所消灭，如果它按照自己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英国的文明就会与大宋文明相对接。当这两大文明互相融合互相弥补之后，人类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人类文明又会呈现出什么形态呢？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个结果，而且历史也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绝对不会走到明清社会那样的落后状态，中国的文明肯定要比后来先进无数倍，肯定会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历史事实加以证明的。这个事实就是日本文明的崛起。从唐朝开始，日本民族就开始实行全盘中国化的政策，到了宋朝，日本的文化基本上已经中国化。可以说，日本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分支。然而正是这个分支，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对接中，以其自由、开放和顽强的精神，迅速完成了明治维新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要幸运，因为日本没有遭到蒙古军队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1281年，蒙古统治者曾经出动20万大军、4000多艘战舰，漫天遍海，在日本平壶岛（长崎北）登陆，企图一举灭掉日本。可是此时是阴历七月，西太平洋的台风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横扫了对马海峡，将蒙古军队的4000多艘战舰打得粉碎，近20万大军被巨浪吞没。日本人感谢上苍之余，将这股台风称之为“神风”。二战时日本的“神风敢死队”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台风拯救了日本人民，也拯救了这个中华文明的分支。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之后，日本人迅速地接受了西方文明，而彻底地实行了西方文明化的改造。日本由此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国力蒸蒸日上。

试想一下，一个小小的日本岛国，一支不起眼的唐宋文明的分支，尚且能够创造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以中国的国力、以唐宋文明的母体、以中国人民的众多、勤奋、伟大和聪明，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这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

遗憾的是，中国没有日本这样幸运，没有太平洋的神风来拯救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文明。在英国颁布《自由大宪章》的1215年，中国南宋已经面临着蒙古军队的野蛮进攻，到英国成立国会的1265年，大宋王朝在蒙古军队的野蛮进攻和屠杀之下，已经奄奄一息。到英国国会获得立法权的1297年，大宋王朝已经在世界上消失18年了。

同样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一个如旭日东升，光耀大地，一个被残杀于无边的黑暗中，悄无声息。谁能说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三

蒙古军队的野蛮屠杀政策，使处在世界前列的大宋文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走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进程被打断。

蒙古民族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他们居住在以不儿罕山（肯特山）为中心的荒漠地带，是一个游牧民族。由于地处荒漠，自然环境恶劣，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水草和食物，不但部落之间不断攻杀和劫掠，而且父子、兄弟之间也互相残杀，老幼病残遭到遗弃也成为家常便饭。所以这些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没有其它的生存方式可供选择。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自相屠杀，使人口的成活率很低。于是这些部落不但抢水草和食物，还抢妇女和儿童。铁木真的母亲就是被铁木真的父亲抢来的。铁木真的妻子也曾被人抢去又抢回。

显然，蒙古民族在宋朝时期，还处于原始文明状态的野蛮阶段，部落之间的相互屠杀，使他们往往结下了血海深仇。为了不被别的部落消灭，他们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在他们那里，很少有人类常有的同情心，杀一个人要比杀一头羊容易地多，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的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儿童掠夺为自己的奴隶。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亲属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蹂躏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这段话见于当年蒙古帝国丞相、波斯人拉施德的著作《史集》，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全球通史》中也有记载）。成吉思汗这段话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传，但成吉思汗并不认为别人这样看待他的残忍是对他的贬损，相反，他还非常乐意让人们去宣传他对待敌人的这种残忍，以达到其在心理上恐吓敌人的目的。世界上所有不愿被屠杀、掠夺和奴役的人群，都是成吉思汗军队的敌人。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如今，从《元史》、《金史》、《元文类》以及元好问等许多宋元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国外古人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蒙古军队当年实行屠杀政策的证据，记载这些史实的有些是现场的目击者，有很多本身就是蒙古人。从他们的记载看，蒙古军队的崛起，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成吉思汗制定的军法规定：“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姚燧《牧庵集》）凡是对蒙古军队进行过抵抗的地方，城破之日，凡男女老幼，一律杀尽，谓之“屠城”。

让我们先来看看成吉思汗指挥洗劫花刺子模的战争。蒙军利用野战的优势，用了约3年的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遭到惨烈的抵抗，于是他们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蒙古兵士对男子进行集体屠杀，甚至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他们百般折磨取乐。他们把死人的头，按照男女老少分类摆成高高的金字塔，以此炫耀他们的武功。他们烧毁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 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她可以给蒙古人珠宝，用以饶她性命不死。结果蒙古军人听到珠宝被她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即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

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 他们当着丈夫和父亲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强奸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在他们的残酷屠杀之下，花刺子模的民族整体灭绝。

被蒙古人整体灭绝的民族并不仅仅是花刺子模，还有西夏、波斯等国家的民族，在蒙古军队的屠刀下无声无息地消失。如从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发动对西夏的进攻。西夏军队奋起抵抗失败。蒙古军队把西夏人从国王到当地百姓全部屠杀，此后党项人基本被灭绝。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 由于当时没有人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被屠杀的人数今天无法确定，估计是几百万人。

在整体灭绝西夏的同时，蒙古大军对金国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遭到金军的顽强抵抗。但是后来金国发生内乱，首都北京城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关闭城门，被蒙军杀入城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烧杀抢掠，北京城被夷为平地，成为瓦砾场。史料记载，北京城平时常住人口为100万左右，加上战时进城避难的农村人口，估计被蒙军屠杀的无辜百姓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至于在东北、中原农村和城镇被屠杀的人口，更是不可计算，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的记录。如蒙古军攻保州（河北保定）时，先下令杀老者，军士以杀人为游戏，后来再次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尽。结果，保定尸体达数十万具，把死人被砍下来的头颅垛起来，比城墙还高。当时有人到中原看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累累，井里堆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保定经过这次屠城，到元朝建国15年后，这里依然荒无人烟。

据《元史》记载，蒙古灭金后，整理户籍，燕京、顺天等36路，得户87.37万多户，人口475.49万多人，与泰和七年（1207年）的768万多户相比，几乎减少了十分之九。陕西居民百万，几乎被屠杀殆尽。河南一带“兵荒之后，黎民无几。”就忽必烈自己的估计，蒙古大军在中国北方直接屠杀的人口有1800多万人，至于焚烧房屋所造成的冻死、饿死、病死以及水井污染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够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为3000万人。

蒙古人在攻占西夏、金、中亚、阿拉伯、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印度等数十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的死亡之后，开始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南宋发动进攻。他们出动上百万军队，仅窝阔台指挥进攻四川的军队就号称80万大军。他们在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把老百姓按照十、百等单位分出来，分给军队一个一个杀死。他们烧毁房屋，强奸妇女，绑架儿童。至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屠杀了多少人口，更是不可计数。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被蒙军攻陷之后，全城男女遭到屠杀，血流有声，全城几乎找不到一个收尸的人，情景之悲惨让目睹者无不痛哭失声。

剑桥中国引用中国人口研究结果，发现宋朝至少有一亿人口，可是到元代初年只有5000多万人口。还有5000多万人口到哪里去了呢？剑桥中国百思不得其解。是天灾和瘟疫引起大量的人口死亡吗？可是在所有的历史书上，都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和瘟疫记载。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如果不是蒙古军队大规模的屠杀造成了人口锐减，很难有别的解释。蒙古军队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灾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四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蒙古军队强大的军事进攻和野蛮的屠杀之下，大宋王朝很难避免灭亡的命运。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荒沙大漠之中，会崛起如此凶残的战争巨兽。这是冷兵器时代最大的也是最悲惨的文明悲剧。但蒙古人的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也遭到了南宋军民的殊死反抗。他们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才开始接受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对南宋不再实行野蛮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政策，改为分化、奴役的政策。耶律楚材的理由很简单：你把汉人杀光了，谁给你们种地？谁给你们交税？因此在南宋灭亡之后，还保存了约一半的汉族人口。马可波罗到中国南方看到的元代初年的繁华景象，就是南宋遗留下来的还没有被蒙古人消灭干净的文明成果。虽然元代还保存了一点宋代的物质成就，但是大宋王朝最根本的多元文明的精神，却在蒙古人的野蛮统治下，遭到了毁灭。

但现在有一些专家认为，元朝取代宋朝不是历史的倒退，也不是中国经济濒临毁灭，而是历史的进步。真不知道这些学者专家是怎么研究历史的。难道一半的中国人被杀害了，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没有丝毫的影响？难道一座座繁荣的城市变成废墟，反而促进了文明的进步？难道蒙古人的野蛮屠杀政策和文化灭绝政策，能够推动历史前进？

前面我们说过，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今天对蒙古民族应该给予尊重，对铁木真、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也不应该予以否定，他们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辽阔的版图，这些都是伟大的贡献，后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过，国土的辽阔与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国土再辽阔，如果都是贫穷、落后、荒凉的不毛之地，人民被屠杀，被奴役，生活不如牛马，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么不能因为蒙古统治者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就成为否定蒙古军队在历史上犯下滔天大罪的理由，就像今天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不能因为自己的文明发达，而否定在二次大战中的弥天大罪一样。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和评价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起码良心。客观地看待历史，功过必须分明，只有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才能受到历史的肯定，而毁灭了人类进步文明的力量必须受到谴责，对犯下巨大的人道罪行的力量更是必须清算。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历史负责，这是作为历史学者的职业道德，而掩盖甚至歪曲历史的行为，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大多知道成吉思汗、忽必烈统一中国的事迹，知道蒙古军队作战勇猛，但是，对他们野蛮屠杀的罪行却知道甚少。在教科书上，这些都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些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我们必须让年轻人知道，成吉思汗、忽必烈有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但是更应该让年轻人知道，这种统一是以几千万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以伟大的宋文明的毁灭为其代价的。这种以血腥屠杀为手段、以生灵涂炭、文明毁灭为代价实现的统一，是历史的巨大的悲剧。人类需要和平，需要相互之间的关爱，各民族之间需要和谐相处，不需要互相屠杀和奴役。实现国家统一有各种方式，而运用血腥暴力的统一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这种丛林法则所导致的悲剧永远不应该在中国重演。当国家分裂需要统一的时候，当和平谈判的手段不能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当战争手段成为唯一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必须把保护平民的生命财产放到首要的地位。保卫自己同胞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而滥杀无辜、甚至以种族灭绝为手段的统一方式，违反了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是必须遭到谴责的，并永远必须加以抛弃。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批判蒙古统治者当年血腥屠杀和种族灭绝的野蛮罪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有人担心，批判蒙古统治者的这些罪行，会挑起民族矛盾。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应该相信，蒙古民族不会狭隘到歌颂历史上血腥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罪行。在肯定成吉思汗、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的时候，他们也会清醒地意识到，当年蒙古军队的野蛮暴行是应该加以批判的。蒙古民族也需要对这一段历史加以反省。事实上，后来的蒙古民族也为当年的暴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我们应该相信今天的蒙古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是会对历史加以正确地认识。所以不必因为这些担心而歪曲历史。

五

蒙古军队不仅以野蛮的屠杀和灭绝政策，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而且其野蛮、残暴的统治，更是倒转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车轮。这更是导致了中国更大的历史悲剧。

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政府，但是这些野蛮的蒙古统治者却拒绝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拒绝继承伟大的宋朝文明的成果。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以实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中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的汉人。汉人是被压迫和奴役的对象。蒙古人实行残酷的军事专制制度，将汉人的人权剥夺地一干二净。元朝政府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十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等等，违者格杀勿论。

蒙古统治者还从基层起，就对汉人实行严密而彻底的管制。每20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官府委派蒙古人担任。这个蒙古人就是这20家汉人的总管，而汉人就是这个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总管可以随意向这20户汉人索取，女子可以随意占有。汉人外出需要请假报告等等。如有违反，要受到严厉惩处，甚至这20户汉人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甲长”以上的各级政府官员都由蒙古人担任。官职全部由蒙古人世袭。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就继承了县长或者州长的官职。蒙古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都不学汉语。蒙古统治者把人分为10级，其中第八级是娼妓，第九级是儒家，第十级是乞丐。在蒙古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不如娼妓，地位仅仅高过乞丐。因此蒙古统治者实行文化灭绝政策，任何兴办学校、从事教育和研究学问的人，都要受到政府的处罚，一律罚做苦役。

更为野蛮的是，元朝实行赐田制度。蒙古统治者随意把汉人视为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少的赏赐10户数百户，多的竟赏赐10万户。每户若以5口计算，一次就会有50万人成为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了祖宗传下来的土地，而且自己也一夜之间就由自由人而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讲理，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这种罪恶的行为，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著名的杂剧《窦娥冤》就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

蒙古统治者凭借其惊人的军事力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但是他们的落后和野蛮却不能对这个庞大的国家进行有效地管理。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不是出于正义的理想，如儒家的吊民伐罪，基督教传播上帝的福音等等。他们向外扩张，客观上起到了统一中国的作用，但其原始的目的，却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为了满足杀人、抢劫和征服他人的欲望。在未建立元朝之前，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建立元朝之后，就是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贪污腐化惊人。更为离奇的是，元朝政府竟把政府的赋税，以一年220万两白银的上缴额，承包给一位叫奥都喇合蛮的维吾尔族巨商，任凭这位商人用种种残酷的手段，盘剥全国的老百姓，并用榨取来的巨额财产，来贿赂各级政府的官员。他们不知道如何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只知道盲目而凶恶的剥削。《元史》提供的数据表明，元朝时期人民所承担的赋税比南宋时期增加了100多倍，人民为此付出了倾家荡产的巨大代价，这就是蒙古统治者加在整个中国人民头上的暴政。

在元朝社会，中国人民没有起码的私有财产权，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权，没有起码的生存权。大宋王朝时期所实行的自由、开放的政策，被彻底的消灭，中国人民在大宋王朝中所获得的人权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中国人在大宋王朝中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整体消失。中国社会通往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历史车轮被倒转。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在西方民主、宪政、共和政治文明迅速发展的历史紧要关头，中国的伟大文明却在蒙古统治者的残酷屠杀之下，彻底地被毁灭了。

元朝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开始。

蕭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